我们党虽然历来十分重视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但由于过去这一关系长期没有规范化、法制化，其调整往往偏重于依靠随机的政策和行政命令。
这种调整在缺乏周密调查研究和适当划分职权的情况下，往往缺乏科学基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在实践中往往陷入一种权力“收收、放放”的怪圈循环。
有时会形成中央高度集权，地方缺少必要的权力，没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原则并不能真正实现。
有时会形成过于分权，分散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膨胀，使中央丧失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经过改革放权后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双重体制痕迹，中央对地方某些方面统包过多与调控乏力的现象同时并存，处理好这一关系，就具有更为特殊的复杂性和更为迫切的重要性，正如***同志所指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
“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
“我们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
“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
而要做到这一点，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就必须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规范化、法制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的科学性、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功能和作用。
像是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而且，宪法第3条第4款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然而，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任务并没有完成，可以说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程度还不高，有的虽有一定的法制化，但规定得不一定科学合理，未必符合宪法所确立的既保障中央的统一领导又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原则以及法治的精神。
因此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关系的法治化是当务之急。
目前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均尚未比较彻底理顺，法治化程度还不高，并且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影响着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有待于进一步法治化。
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行政关系的法治化程度最低，亟待法治化。
特别是从这些年来的行政实践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关系的法治化进程是当务之急。
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法治化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重大问题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中央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权威受到地方政府的严重挑战，这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目前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已相当脆弱，其集中表现就是日益突出的所谓‘中央与地方’这一基本张力。
这一张力的实质无非是，由于中国社会分殊化的高度发展，已使‘中央’日感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整合不同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不明，中央管什么与地方管什么在法律上不清晰，表面上中央什么都管，但是实际上没有相应的组织保障，“县官不如现管”，中央的法律和政策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中央的权威也就主要靠地方维持。
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变通”执行、打折扣地执行甚至根本就不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从而也就产生了当今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
然为解决上述现实问题，自就有必要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在法律上确保中央权威。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基本上是以政策文件的方式出台的，基本上属于行政手段上的“收”与“放”的范围，随意性较大，法治化的程度极低。
显然，加快开展这方面的立法，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法治化进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应当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过去有学者认为，司法改革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
现在看来，也许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法治化更有可能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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