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唐以来中原王朝与契丹的长期对峙和五代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
五代时期不仅出现了这种军兴则置、事平则罢的随军转运使，而且还在各地区先后出现了常设的地区性的转运使之职。
例如，在河北，早在后唐建立之初，就出现了北面水陆转运使一职。
时后唐与契丹关系紧张，庄宗以重臣枢密使郭崇韬兼河北重镇镇州节度使，以任圜为成德军节度“行军司马，充北面水陆转运使，仍知府事”。
其后，从唐至周，有马绍宏、刘审交、李嗣源、娄继英、乌震、范延光、刘处让、李谷、王赞等人相继担任此职。
出于同样的原因，河东也驻有大量的禁军。
在《通鉴》清泰二年(935年)六月条言，“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就反映了这一史实。
这样西北面计度使也产生了。
刘处让“应顺初(924年)，授忻州刺史、检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计度使”，以备北寇。
计度使即转运使，两者职能是一样的，宋初往往合称水陆计度转运使。
计度司设在太原，直至后晋天福二年才撤销。
时石敬瑭以割地、纳币的方式改善了与契丹的关系。
明宗朝，西面水陆转运使也已出现。
长兴三年，明宗任命张延播为凤州防御使兼任此职，当是常设之职。
二年初，明宗讨伐两川失败，战事已经结束。
随后两川发生火并，三年五月，孟知祥统一两川。
故明宗长兴三年张延播出任西面水陆转运使，当是为防御后蜀而采取的1项措施。
前言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驻节兴元府，兼西面都部署，此职当是为张虔钊所部筹划、调集粮草、军备而设。
作为位于兴元府北面不远的凤州正好充当西面军的后勤补给基地。
到了后周显德五年三月，世宗平定淮南，得14州、60县。
六月，以张正“充江北诸州水陆转运使”。
此时，战事也已停止，此职亦当是常设之职。
各地转运使为了确保沿边禁军军需的补给，不仅要整顿水陆交通、征发舟车人夫，而且还要经营物资的折博、控制存放在各州的系省钱物和州县所属财赋，并为此与中央财政部门三司保持联系。
五代常用三司官员出任一方转运使，应是出于这样1种考虑。
如后唐天成元年十月，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饶，遣盐铁判官“赵季良为孟知祥官告国信使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
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八月，“以三司副使、给事中李谷为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陆转运使”。
后周显德二年九月，“以三司副使王赞为内客省使兼北面诸州水陆转运使”。
这样，转运使势必要扩大其职权范围，以加强对傍近州县和监、院、场、务的指挥统督，干预地方事务，乃至对州县地方官员拥有弹劾权。
《册府元龟》卷700《牧守部-贪黩》就记载了这样1件事。
“张顺为楚州刺史，显德五年十二月己丑，赐死于都城外。顺发身戎伍，累迁虎捷厢主，历登、汝、楚三州防御使。在楚州日，尝隐落下榷税钱五十余万、官库丝绵二千余两，及纵部下侵民，民甚苦之。为转运判官冯瓒所奏，下御史府讯之得实，故置于法焉”。
冯瓒为转运判官，对楚州刺史行使弹劾。这与宋代转运司官员对所部履行监察权并无二致。
从时间、地点看，冯瓒当是江北诸州转运司官员，是上言转运使张正的同僚。
无独有偶，显德六年，世宗北伐。
王赞出“领河北诸州计度使。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有司不敢绳以法。赞所至发擿奸伏，无所畏忌，振举纲领，号为称职，由是边臣切齿”。
由此可见，五代末年，各地转运使已不仅仅是方面的转运官员、财政官员，此时它已拥有了监察权，同时又是监察官员。
从记载宋初史实的史料看，转运使还是州县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官员。
乾德元年(963年)平湖南，二年即从转运使张永锡之请，析朗州武陵县之两乡，别置桃源县。
乾德三年，平两川。
五年，即从成都府路转运使李铉之请，割简州之金水县、汉州之金堂县，建怀安军。
开宝元年(968年)，从西川转运使刘仁燧之请，割渠州之渠江、合州之新明、果州之岳池3县，建广安军。
开宝四年，灭南汉。
五年，岭南转运使潘美废春州，“以其地隶恩州。
至六年复置，仍并流南、罗水两县入阳春一县。
25又废勤州，以富林县入铜陵一县来属”。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转运使在行政上的权力。
又《宋史-和岘传》言，岘，“雍熙初(984年)，知崇仁县，就拜大理评事。江南转运使杨缄以其材干奏，移知南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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