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章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外战争，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
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自大与自卑，保守与务虚，怯懦与盲动。
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激进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纠正这种状态，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被彻底读歪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领培养，迁转升降，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
管理机制，就是“文”，军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定义为文官，将“武”定义成武将，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晚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这才导致藩镇跋扈，战乱蜂起。
因与果，果与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军制的改革，仅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和风气相关，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都曾经说出“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这种话。
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也是风气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通文字，晓军略，善谋画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明显是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了。
国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将军，后转观察，节度，皆是军职。直到熙宁年间，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
所以说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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