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的冬天，这是自动乱以来，国家向好发展的最好时期，社会也日趋稳定。
特别是那位中国未来的改革家主持工作以后，专门开会，严厉抨击了过去的错误，要求国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恢复和发展上。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那些过去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生活要素，又开始逐渐地死灰复燃了。
姚远不可能把历史大事件都记住，他也是要看每天的报纸，听那个挂在村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早上起来每天广播新闻和报纸摘要，来判断国家已经走到了什么时期。
这时候，他就回忆起来，小翻领的列宁装加有机玻璃的扣子，应该成为了第一个复苏的女性时装款式。因为这种服装，姚远上小学的时候就穿过。那是穿他妈的。
那时候大家都穷，上学的男孩衣服烂的快，尤其是姚远这种喜欢打架，调皮捣蛋的孩子，衣服自然是不等有了新的，旧的就已经穿不得了。
没了衣裳穿，就只能穿她妈的，他爸的他穿着大。
穿女式服装，姚远虽然那时候还小，也觉得不好意思。可他四下里一看，像他这种情况的，有好几个呢，也就不在乎了。
当然了，这时代的男式服装，还是离不开军装和黑灰的中山装，没有太大变化。
他骑自行车去城里的商店，果然就看到了列宁装和零卖的有机玻璃扣子。于是回来以后，他就把这种服装样式画出来，让抗抗照着做样品。
这时候，他已经像抗抗一样，可以凭借服装的款式，自己去画裁剪图，不用再照着姚叔他妈那本裁剪书，比着葫芦画瓢了。
他大胆地对列宁装做了改进，加大了收腰，缩小了服装下摆，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就增加了曲线美，更加合身，穿在身上可以尽显女性身材了。
刘夏和邵玲这一般人，已经习惯了抗抗的无所不能。只要商店里有新的衣裳款式，抗抗就一定能做出来，而且抗抗做出来的，一定比商店里买的更合身，更漂亮。
于是，外面刚刚时兴列宁装，刘夏和邵玲就已经穿在身上了。
都是列宁装，外面有卖的，那肯定就是国家让穿了。抗抗做的只是更好看而已，并不违禁。这样的擦边球，也就只能是姚远可以想得到。
秋天的时候，抗抗就又忙碌起来了。
有姚远这个天机泄露大师在，抗抗的活是永远做不完的，收入也一天比一天在增加。
那台姚叔他妈留下的缝纫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加速运转，故障率开始升高，仗着姚远的无所不能，换了不少零件，皮带更是不知换了多少条，还能勉强维持运转。
姚远就打算着，再给抗抗买个新的缝纫机。
再买缝纫机，就得买新式的，自带锁边机的那种了，而且，姚远还打算买两台。
小慧在这里，有两台缝纫机的话，抗抗和小慧就可以同时干活，剩下的裁剪和熨烫衣服，姚远一个人也就做了。姜姨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过来帮忙，那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抗抗当然是支持姚远的。两个人已经在一个屋子里生活，平日里沟通更多，她不免就接触姚远的超前思想更多。效率，绩效比，利润最大化这些东西，她基本可以理解了。
这天晚上，吃着饭，姚远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姜姨说了。抗抗挣了钱都给姜姨，她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呀。
姜姨却不同意买缝纫机。
还没听说谁家换缝纫机的呢，那东西你会修，坏了修修又不是不能使。
姚远就和她解释，那台机子现在坏的频率太高，老是这么着修，一天大部分时间用在维修上，不能干活，多耽误事儿啊？
姚远就和她算账：“你看妈，缝纫机好好的，抗抗一天能做两件衣裳，挣五块钱。现在它总坏呀，老得修，耽误时间。这样抗抗就只能做一件衣裳，挣两块五了。这每月还得给小慧开工钱，一月就赚不了几块钱了。缝纫机一百五一台，抗抗每月多挣七八十块钱，俩月就把缝纫机钱挣回来了。你算算，哪个划算？”
姜姨想想，还真就是这么个道理，就答应了。
可接着姜姨就又不干了，因为姚远不是要买一台，而是要买两台。
两台，加上锁边机，就得花三百多。没有工业卷，还得到黑市去淘换，这样算下来，两台缝纫机就得花将近三百五十块钱！
“买一台新的，那台旧的继续使着。”姜姨就下了决定。
这一回，姚远再怎么和她算账，姜姨都不听了。
有一台新的，旧的就不会用那么频繁，反正姚远会修，有时间修了，干吗非要换新的？
抗抗就有些不高兴。钱都是她和姚远挣来的，花的时候自己反倒没权利做主。再说了，我们这是干正事儿，又不是乱花。
“妈！”抗抗声音就高了说，“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这是正事儿上需要钱。你老这么霸着，我们咋干正事儿啊？你要再这么不讲理，以后挣钱我就不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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