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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不是皇帝，不具备大义名份，要想手握大权，收获人心，就只有立下盖世奇功，从甲申年后开始，每天都注视着关内的局势变化。
满清的消息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与蒙古人做生意的晋商，随着蒙古被皇太极征服，晋商也改为向满洲人效命。
二是派往北京的细作，以关外汉人为主，有家眷被挟为人质，不敢不效力，同时满清也不惜重赏，以挖掘到有用的消息。
北京朝廷上的忙乱举措纷争，陕西流贼，乃至张献忠、李信的的重要活动，几乎每隔三两天就有消息密报兵部衙门，随即火速禀报睿亲王府。
约在正月下旬，多尔衮连得探报，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改元永昌，并从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正月初，陆续派遣了五十万人马从韩城附近渡黄河进入山西，所向无敌，声言要进犯北京，夺取明朝江山。
这一消息来自于满城惊慌的北京，又有吴三桂驻守的宁远确证。
宁远是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唯一孤城，因吴三桂的父母家人住在北京，吴三桂也与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常有密使往来，因此从宁远可以知道北京的重大消息。
如今的沈阳，大小事务几乎由多尔衮一言而决，济尔哈朗虽有辅政之名，但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行为。
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同母兄弟，战功卓着，因威胁到了努尔哈赤的地位，被剥夺兵权，不久后与两子被秘密处死，济尔哈朗因年幼，侥幸避过一劫。
努尔哈赤禁止任何人议论此事，济尔哈朗也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望保住亲王禄位，在功业上并无过多奢望，多尔衮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的弱点，拉他共同辅政，做自己的垫脚石。
事实上济尔哈朗也是如此，面对多尔衮的进逼步步退让。
他看出豪格迟早大祸临头，密嘱亲信不许与肃亲王府有任何来往，同时知道多尔衮身有暗疾，且忌恨者众，早晚有一天会被清算，所以对多尔衮也敬而远之。
甚至他还在三院六部的一次会议上，当众宣布：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需要禀白我们两位辅政亲王的，都要先启禀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应该先书睿亲王的名字，本王的名字写在后边，坐立朝班与行礼，睿亲王在我的上边，不可乱了规矩。
按顺治登极之初的排位，济尔哈朗位列于多尔衮之前，但仅仅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多尔衮的助手，多尔衮虽无慑政之名，却有慑政之实。
随着李自成攻占太原，多尔衮召济尔哈朗、洪畴承与范文程来睿亲王府议事。
顺治登极后，任洪承畴为内院学士，地位与范文程等同。
今次议事的主题是判断李自成的实际兵力，李自成在檄文上说，刘宗敏率五十万大军从韩城渡河入晋，他亲领百万大军殿押后。
如果李自成真有一百五十万兵力东进，而清国满蒙汉全部人马也才二十万，就决不能贸然南下。
洪承畴道：“以臣愚见，李贼自称有五十万人马渡河入晋，东犯幽燕，实属虚夸之词，他的兵将大概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姑且以三十万计，能到北京的也不会超过二十万，至于那百万殿后之辞，只当他说个笑话就可以了。”
多尔衮不解道：“你为何估这样少？”
范文程接过来说：“洪大人，我预计闯贼到北京的人马应在三十万以上。”
济尔哈朗也道：“我们的八旗兵还没同李自成交过手，从信贼来看，闯贼亦不可轻视，宁可将他的兵力多估一点，也不可失之大意。”
洪承畴自信道：“郑王爷和范学士料敌从宽，以便多做准备，这自然不错，但臣在南朝，与流贼作战多年，对贼中实情，略有所知。
贼惯虚声恫吓，且善于利用朝廷与各省官军的矛盾，周旋其间，迅速壮大，不断胜利而有今日，近几年贼势最盛，号称百万之众，然以臣看来，最盛时亦不会多于五十万。
臣以郧阳为例，郧阳、均州为襄阳肘腋之患，李贼竟没法攻破郧均，再以汝南府的重要性，李贼却无重兵把守，任由地方绅士与土匪窃据。
所以李贼实是外强中干，五十万人处处分兵，以致重要之处无力驻守，由此推断，贼渡河入晋，东犯幽燕的兵力实数不会超过三十万。
何况此次流贼东犯，与往日行军不同，李贼本是流贼，长于流动，今于西安僭号，妄图在北京称帝，随行必有诸多文武要员，必有奴仆相从，兵马保护，试想三十万众，千里远征，单说粮秣辎重，也得一两万人运送，故李贼如以三十万众渡河东来，沿途留兵驻守，到北京时不会超过二十万。”
范文程也认为洪承畴言之有理，但他得罪过多尔衮，生怕被报复，不愿唯唯诺诺，想尽力表现自己，戴罪立功，于是问道：“洪大人熟于南朝情况，不过文程尚有不解，你说李贼兵力有限，多依恃虚声恫吓，可是他近三年来驰骋中原，所向无敌，席卷湖广，长驱入陕，横扫西北，明朝穷于应付，已临亡国危局，这情况如何解释？更何况南朝除李贼，尚有信贼更为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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