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异族骑兵两人带马，全部化成战场上的尸体。
即便是还有些出气的，也被守在营寨的三千士卒给补刀了。
至于俘虏...
不好意思，要收的俘虏也是有些价值的，这些人的唯一的价值，就是他们的首级。
不过这些骑兵不是个人独杀的战绩，因此不能作为个人的战绩。
但这对众人来说，也算是战功，只不过不是按照人头来算的，而是另外一种算法。
军功，原本就是激励士兵冒生命危险参加战斗的奖励。
主要有实际利益，也就是提升社会等级、获得物质利益等方面；以及精神刺激，也就是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荣誉感等方面。
法家着作《商君书》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商君书》鼓吹“壹教”，要求国家将所有的利益授予与舆论评价都集中到战争上:“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死者不悔，生者务劝”、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歌谣都要和战争有关，实现“民闻战而相贺”，甚至要做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春秋战国时代原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限制被打破，奴隶、平民都可以通过战场上的战功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对于参战的平民士兵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机制。
比如公元前493年，晋国权臣赵鞅率领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朝歌和齐军作战，在战前动员中，赵鞅宣布如果打了胜仗，上大夫可以获得一个县的赋税收入，下大夫可以获得一个郡(当时郡指边境地区的据点，小于县)的赋税收入，士可以获得土地，平民以及工商业者可以做官，奴隶可以获得自由。
结果大获全胜。
将这一政策发挥到极致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这次变法把秦国的20等爵位改造为彻底的军功爵位制，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战功，在战场上斩得一个对方甲士的首级，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
而国家规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全都按照爵位来授予。
爵位由低到高分为20等：
与过去“士”相当的爵位分为4等，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
与过去“大夫”相当的爵位分为5等，分别是“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与过去“卿”相当的爵位分为9等，分别是“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
与过去诸侯相当的爵位分为2等，分别是“关内侯”、“彻侯”。
每晋升一级爵位，就由国家赐予耕地100亩、宅地9亩，并由国家分配给一名“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
五大夫以上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税邑”(划定某些地方入户上缴的赋税归其享用)，彻侯和关内侯还可以得到封地，获得封地的赋税收入，但一般不得直接在封地进行统治。
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比如“不更”可以免除一般百姓必须承担的劳役，“公乘”具有出行时乘坐政府车辆的特权等等。
平时衣、食、住、行，生、婚、丧、祭等各方面享用标准都按照爵位严格划分。
有爵位者还可以出任一定级别的官职，比如第五级“大夫”以上就可以担任各级军官。
有爵位者在犯罪的情况下，往往可以用“贬爵”来代替刑罚。
而爵位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亲属免除官府奴隶的身份，用一级爵位可以赎取一个沦为奴隶的亲属的自由。
秦国的《军爵律》对于战功的计算与赏赐做了详尽的规定。
比如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军普通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和赋税。100人以下的作战编制单位如果能够斩敌33个首级，就计为“满功”，带队军官可以晋爵一级。
大兵团在攻城战役中斩首8000级以上、在野战中斩首2000级以上，也计为“满功”，各级军官都晋爵一级，其中战功卓着者可以晋爵三级。
从战国后期秦军几乎所向无敌的情况来看，这套激励机制还是相当有效的。
到了秦末战争期间，各方基本都采用这套制度。
刘邦的汉军在战争期间大量授予军功爵位，但是对这些有爵位者的社会评价和实际待遇已大大打了折扣，以至于刘邦在战争结束后特意要发布文告，要求各地政府尊重有爵位的退伍官兵。
而他的儿子汉文帝刘恒接受文臣贾谊建议，允许百姓出粮买爵位来增加政府收入。
后来的很多皇帝更进一步，经常为了某项政治目的而宣布“赐天下民爵一级”，甚至赐民爵二级、三级，人人有爵位也就等于是人人无爵位，爵位不再是什么激励的因素。
以后各代不再有类似的普遍性的爵位制度。
汉武帝为了推进对匈奴的战争，另行设计一套17级“武功爵”，名义上是奖赏作战勇敢的将士，但实际上却和原来的爵位一样可以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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