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是每朝每代都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天下大乱之时，造就了无数枭雄、英雄；各跟诸侯想要一统天下，便需要骁勇之将为他们征战天下。在乱世之中，一名优秀将帅格外重要，故而有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古语。
可天下太平之后，以治理为主。
使得一名名叱咤风云的战将只能无所事事的赋闲在家，一个个将门之后因为无仗可打，只能仰仗父辈功绩混到一个闲职，然而也因为无功可立，很难得到升迁。
名将之后尚且如此窘困，那些没有好出身的武人，要想得到一官半职简直是难如登天，如此一来，愿意学武、从军的人越来越少，朝堂之中的文官越来越多，久而久之，便会造成朝中无战将、文人掌军队的局面。
中原王朝进入这种不健康状态的时候，周边异族却因为弱肉强食的信仰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战争不断，使得整体战力越来越强，最终造成了敌强我弱，外寇入侵的局面。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避免的。史上最典型的就是宋朝。宋朝之富足冠绝各个王朝，但自从没有了战事，大宋禁军的战斗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从金塔银塔震撼之中恢复过来的大隋文武，大多颔首附和。
大隋以武立国，威压四夷，自然要保持尚武之风，如果全面转向文治，以所谓的仁义道德来教化、约束蛮夷……且不说蛮夷会不会听你的，单是朝中武将就会无所事事，在安逸之中老死，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因为无仗可打，全面转向文道，武将之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诗书传家的士族了，出现一两个武将，那也是民间偶尔冒出来的天才，但他们由于出身不好，哪怕能够领兵，也是受制重重，这种武将一般没有死在外敌之手，而是死在内斗之中，因为朝中生怕此人崛起，分去属于他们的利益，所以想尽办法弄死他。
“蛮夷粗鄙，他们信奉的是强者为尊，根本不懂什么仁义道德，施以仁道、王化，不啻于对牛弹琴。我大隋制霸天下，诸国入朝称臣，靠的便是兵甲之利。两晋清谈成风，诗书文章风流百世，然而最终换来的却是五胡肆虐中原！故而，我大隋若想称霸四海，昌盛百世，就必然轻文重武，厉兵秣马、枕戈达旦，不能有一时疏忽！口出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者，实是是包藏祸心，妄图颠覆大隋社稷、挫我中原搏击长空之锐志！”
“如何让尚武之风百世不渝呢？”杨侗望着文武重臣，自答道：“那就是不断的发动外战，通过战争保持强兵、挖掘和培养新一代良将，唯有如此，军队和统帅才不会陷入青黄不接的局面。”
“圣上！”
孔颖达这位大儒，踱步而出，拱手道：“数千年以来，大乱之后必要大治，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个国家国运昌隆。秦末大乱，汉之文景重视生产，远离战火，出现四海升平之景象，造就强盛的大汉王朝，然而到了汉武帝，多番远征匈奴，打得海内空虚、民不聊生，自此以后，大汉由强转弱；我大隋也是如此，开皇年间对内以治、对外以德，使天下大治，武帝登基之后连连动兵，将天下打成了这番模样。”
乔装成亲卫，佩带面甲的杨广一听，面色发黑，好想一巴掌拍飞孔颖达这家伙。
孔颖达尤自不觉的继续说道：“此之种种例子，印证了‘国虽大，好战必亡’之言。然本朝，自圣上入主冀州以来，战争不停，却为何越打越强，这又是何故？”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话说得非常好，汉武帝、隋武帝之所将繁荣盛世打穷，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战争的真谛。而朕懂了，所以越打越富。”
杨侗好笑的看着一边的杨广，继续说道：“一支十万人的军队，需要几十万名民夫搬运粮食，一石粮食到达战场顶多只剩下一斗，若是战争发生在偏远之处，连一斗都不足，另外九斗被民夫吃了，如果被敌人断了粮道，甚至全军断粮，被敌人歼灭个干净，这样一来，损失的不仅是军队、粮食，还有几十万人民夫误了农时，几场仗下来，国库空了，百姓又因为搬运粮食，使田园荒芜，缴不上税赋，但历朝历代皇帝可不管这些，他们只管照田收税，根本没有想到百姓脱离了田地，无粮产出，如果下面又有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百姓自然就没有有活路，造反还有条生路，不选择必死无疑，因此只能铤而走险。”
“而朕打仗，始终将战争开销转嫁到敌人身上，国库不但不会空虚，反而获利无数；百姓也不用多交一斗米，反而因为大胜之中获得朝廷赠送的牛马，从此过上好日子，他们不会反对战争。如果战争不是为了占领对方的领土，就要对它进行严酷剥削，以敌之财养己方之军民！突厥如此、吐谷浑如此，倭国亦然。”
“朕以为‘国虽大好战必亡’指的主要是民生、钱粮方面，与军队和战争的本身并不大。如果战争不能获得战后红利，那就变得毫无意义。简而言之，战争跟经商差不多，你不赚就得亏本。而朕运气好，这些年从来没亏本过。”杨侗很是得瑟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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