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内外十里皆戒备森严，战火未至，尘氛却已成肃杀之势。获鹿大战，三皇殒命，消息早已轰动天下，何况西安距离北直隶战场距离又是这样的近，战场消息自然传入关中。
不止潼关，蓝田、灞桥一带都是重兵密布，探马徘徊穿梭，处处显露出紧张的气氛。道路上行人商旅无多，运送粮秣的车辆反倒众多，有一些明显是前明军的部队，既有着一些因循守旧而成的不良积习，另一方面又因为大顺开国的朝气，被老顺军出身的军官督促出了一些略显突兀的精力。
此时自西向东，一大片的战旗好像浮云一般连绵一处。河西战马高昂挺拔，这支大军正是从甘肃一带准备开往中原战场的援军，总人数约有一万至二万人左右，领军的主帅就是西宁节度使辛思忠。
辛思忠是刘宗敏的副将出身，也是最早跟随李自成起兵的陕北元从之一。他对先帝的感情，当然不下于大名府诸将，一旦获悉获鹿战败、先皇驾崩的消息后，辛思忠立即就着手调集兵马准备东进增援中原。
甘肃一带向来是明廷九边重地所在，而且在明末以来的长期战争中，甘肃边军较少受到长期战争的消耗，在顺军席卷西北的过程里，破坏也比较少，本地保留的前明军实力便颇为可观。
辛思忠是战将出身，但他也的确具备一些独当一面的才具。在这方面他和同为刘宗敏副将出身的谷可成类似，都是有方面之才的大将。
甘肃边军很快就被辛思忠打散合编入大顺军中，所以获鹿之败造成的涟漪和余波，并没有在甘肃引发什么值得一提的叛乱。
辛思忠也因此可以十分从容地调集援兵东进，准备出关。他带兵到陕西以后，就准备先到西安汇合曹营各支部队，预计在保留西北边陲和汉中守军以后，筹措近五万人左右的兵力出关增援。
甘肃边军的战马多为河西骏马，体型都较中原马匹高大，远远望去，一名骑兵就好像三四名步兵的军势，一万多人的部队，俨然有数万大兵的气魄。
唐末，长安城因战乱遭受了很大的破坏，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因原来城大不易防守，于是对长安城进行了一次改筑。
他放弃了原长安城的外廓城和宫城，仅保留了皇城，称为子城，进行修治。这次整治，便将宫城的南垣作为子城的北墙，与皇城的东、西城垣连接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的皇城成为一座四面环有高大城垣的坚固城池，并封闭了皇城的朱雀、安福、延喜三门，北开玄武门，以便防守。
以后历经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到宋、元两代，长安城的名称和建制虽屡有变换，但城垣规模却无改变，也就是说，从唐末到宋元，当时的长安城只是隋唐时期的皇城而已。
古长安城日渐衰落，到明初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非常重视西安的地位，还一度派太子朱标巡视西安，有迁都的意图。
西安城的城墙才得以获得扩建，重新成为一座足可以傲视天下的巍峨雄城。之后孙传庭在陕西任巡抚的时候，又修了四关土城墙，整个城墙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城外又有宽阔的护城河。
西安城的东门名为长乐门，原本悬挂有一块写有“长乐门”三字的巨大匾额。但在此前李自成席卷西北时，永昌天子自长乐门进入西安时，曾对周围的诸将们感叹“若让皇帝长乐百姓就要长苦”，因此下令焚毁了长乐门的牌匾。
此时辛思忠带着部分兵马先行进入西安城内休整，大军是从西门进入，但他想到了当初李自成烧毁长乐门匾额的事情，就专程带着一些亲兵自东门进城。
城门处雄壮巍峨依旧似汉唐长安，原本悬挂长乐门匾额的地方，现在已经换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顺天应人”四个大字。
这四个字出自宋献策的手笔，据巩尚书说，过去明朝在北京的紫禁城许多地方都挂有“敬天法祖”的四字匾额。
“敬天法祖”四字出自崇祯重用的一个太监高起潜手下，是在崇祯元年八月初四时挂到了紫禁城乾清宫的宫门上。
以“顺天应人”取代“敬天法祖”，这是宋献策的建议，也正中李自成的下怀，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代表着大顺军起义推翻明朝的道统合法性所在。
辛思忠望着牌匾，喃喃数遍：“顺天应人……顺天应人……顺天应人……先帝顺天应人，为何又败于胡虏之手？天命何等不公？闯军百战十几年，日日朝不保夕，如今才稍稍立足，怎么就遭此大劫？”
城门下迎面走出数骑，罗汝才骑马走在最前面。一段时间不见，罗汝才的身材又“膨胀”了不少，他骑在战马上活像一颗圆鼓鼓的肉球，直压得胯下那匹矫健的骏马都露出不堪负重的模样来。
圆鼓鼓的罗汝才左晃晃右晃晃，连辛思忠都担心这位曾经的义军曹帅，现在的大顺南阳公会不会突然落马摔倒。
酒色财气腐蚀透了罗汝才的身子骨，他脸上满满都是虚浮之色，看得实在叫人担心会不会突然就发病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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