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升突然进军济南方向的背后，是山东东三府刚刚建立不久的营田、民兵等湖广新制正在发挥威力。
虽然山东在大顺军现在的控制辖区中，还算不上“老区”，但是即便是久经满洲人几次焚劫杀戮以后，山东地区特别是较少受到满洲人破坏的东三府地区，在人力物力上，还是超过多年来饱受兵灾、天灾之苦的河南地区。
山东诸军的部队，比起现在大顺军最为富庶的湖北一带，日子当然要算过得比较艰苦。但起码也能较好的保证部队所需粮、油、盐、被服鞋袜甚至是肉类、蔬菜的供应，生活条件比起过去的明军部队，甚至是现在清军大部分的绿营兵，都要好太多了。
营田院下属的各级营田使、庄使，还有民兵制下的各级捕盗使，为了保证前线军队的供应需要，已经及时向部队提供了大批物资和草料。
所以郭升的进军虽然急切，但物资上却特别充沛。使得他还能够游刃有余地将大批物资支援给济南、章丘一带的起义军，对于大顺军的正规军，甚至能够做到每月按时配发新的棉衣和麻草鞋，对于起义军也能够做到支援数量庞大的粮食和被服鞋袜、刀枪火铳。
登州原来就是明朝时期“西学东渐”的中心之一，在这里采用公私合营的办法，鼓励搢绅经商，建设工场，是比较容易的。
光中元年至今，不过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仅登州一府的公私合营工场，就已经为前线大军，包括济南府起义军、马宝等三个师和徐州守军部队，提供了军鞋近二万双。
山东属于沿海地区，海岱一带自古产盐，明朝时就设有信阳、涛雒、石河、行村、登宁、西由、海沧、王家岗、官台、固堤、高家港、新镇、宁海、丰国、永阜、利国、丰民、富国、永利等十余个盐场。
山东盐区的海岸线延绵两千里以上，在明朝的时候便出现了不便管理、走私泛滥的情况，山东沿海私自制盐及贩盐者增多，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由于地形缘故，加之山东明朝国初以来便是马户聚集地，民风强悍，响马横行，成规模的盐枭从未少过。像归诚大顺军的山东豪杰宫文彩、马应试等武装，均和山东土着盐枭存在不小的联系。
为此，谷可成担任山东经略使时，已经针对明朝旧有的盐法实行了改革。由于大顺军的武力强大，体制官员又完全是一批与山东地方搢绅利益无关的新人，因而谷可成可以采取断然措施，毫不留情地弹压反对者，大力推行明朝时就已经不断有有识之士提出，但因为地方反对而始终无法推行的改革措施。
大顺军对河运路线加强了控制，在小清河、大清河等重要的运盐路线上设立稽核所，加强监管。
更重要的一点是，依靠湖广各级乡官、乡政学校培养出来的基层行政官员，谷可成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将盐税的监督和征收官吏，直接派遣到盐场一级。
稽核所和过去明朝时的盐务管理机构相独立，因而和地方行政机关、官员都没有隶属关系，不会受到地方势力的干预和掣肘。加上稽核所的官员多为楚闯体系培养的晋王府嫡系人员，忠诚度值得信赖，勤勉严格的作风也让山东军民大感不同。
稽核所的建立，实际上就是打压盐商权力，将明朝时已经放任给盐商的盐税盐务的行政管理权力收回到了大顺政权手中。
谷可成针对原来各地盐场制成的盐斤散漫堆放、盐场漫无边际、储存杂乱无章等问题，下令由地方民兵出面修建专门的仓库存放盐斤，以避免由于盐斤随意堆放造成的盐场走私问题。
除此以外，如改明朝时按照人丁征收盐税的办法为按照斤数征收，取消卤耗等等改革，都是出于大顺军简化行政程序以利于效率提升降低行政成本的朴素精神，但就结果而言，势必在无形中对于未来的顺朝体制造成重大影响。
这些改革措施，一经推行，很快就遭到了地方的反抗，甚至于在莱阳、海阳、即墨等地出现了士绅招引东虏入寇的情况。
可当时清廷正在大力推行剃发令，自绝于搢绅之中，谷可成和郭升等顺军将帅，又对反抗盐法新制的地方士绅进行了无情弹压，终于对海角的盐场还是在几个月时间内就逐渐实现了控制，由此新增的盐税收入，已在明朝万历全盛年间的数倍以上。
以这样丰厚的物力，郭升所部不仅能够带足粮食油盐，而且能够在济南各地义军蜂起的情况下，对这些饱受清廷横征暴敛之苦的百姓加以接济，仅在邹平县一县之地，郭升就赈济了当地军民百姓油盐数万斤。
这样，地方百姓对于郭升进军的响应和欢迎，不再单纯只是因为不堪忍受清廷的剃发令和横征暴敛，而且还是因为对于大顺军新政的殷殷期待。
所谓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就此来说，完全不是虚语，而是实打实的事实。
耿仲明率部赶回济南以后，虽然其手中掌握的满汉蒙各部兵力，约在一万余人左右，差不多是郭升所部的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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