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了封大队长拿起了信，先向信吻了吻，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拆开它。他的手几乎颤抖了，但他却是微笑着。我听见了他轻轻地说一句：“我会回去的。”
然而我在一个幽黑的角落，才见到了老良。我看见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轻轻抽泣，我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他轻叹道：“唉，我还记得上年新年时跟我的孩子说，爸爸这年要陪他去弄雪人。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没啦。”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什么。
这时封大队长站起来，对每一个拿到信封的人大声喊道：“我们都要好好的回家，不怕！让我们跟鬼子拼了！他们一定太看少我们的力量了！”
“好！”全部人都异口同声。
忽地又冷静下来，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
但与日军的战争已经越来越近了。
日军已经向湖北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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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过半个月，我就进行一次运输。我就这样送了几乎一年的信和粮食。这期间，我看见了每种人不同的心情，和泪水过后的神态。
当1938年10月，湖北汉口已经被攻破。日军团下一个目标将是武汉，看形势日军将有12个师团从长江和淮河沿线两个方向合击该地。我们的游击队也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村庄就在武汉附近。
10月份的那天，因为是秋天，漫天的枫叶染红了整个山头。我走出了帐营，远远地眺望远方的家乡。我知道，日子几乎已经等不及了。这时候，封大队长也走出来。我对他笑笑，他也点了点头。我问他：“你已经跟八路军讲了吗？”
封大队长笑着说：“是的，他们很快就来了。”
“如果，我说如果，就只有我们几百人去抵挡日军，那会怎样？”我疑惑地问。
“那么，我们必死无疑，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拿着几支破枪面对几十万日军，这等同于自杀。”封大队长说。
我又再次看着远方飘飘落下的碎叶，像红色的眼泪。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一种不安涌上心头，或许这就是一种临死前的忏悔，很让人累。
11月份那天，我再次启程，我不知道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我知道，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这帮兄弟。
他们把回信一封封地放进我的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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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的声音，踏在沙地上，茫然起一片风沙。望着前方的落叶，衬着浅浅的蛙鸣，我开始了我的行情。我想武汉现即使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但日军的来势很汹涌啊！是否会失守呢？
途中的风景已经对于我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了，就像放飞了的风筝般无聊。
乡村的影渐渐出现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看到乡村的木阑干。
我忙骑着马向前冲去，马声来得很急促。我慢慢看到了，看到了！啊！
我远远地看到了乡村的街道洒落了一大片狼籍。
慢慢我已经靠近了，我下了马，看见了以前的木阑干都成了碎木。我走上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大街，现在只有瓦烁随风敲响。整个大街都空空荡荡的，我已经猜到什么事了。
“日本军团洗劫了这个安静的村庄！”
我疯了似地向前跑去，我看见了每家扔出来的米缸，家具，各种物品。我不断地打开每家几乎脱落的木门，但是一个人也没有。
当我打开了一道门，里面的景象让我吃惊了。我看见了那位扎大马辫的姑娘，不甘**，已经上吊了。看住她的脚在空中摆荡，我无法解析我的心情。
我再次疯了似地跑了出去，当我转过街角的路口，我看见了我吓惊的景象。在偌大的乡村晒谷场，我看见了那些乡村父老们，都被五花大绑给枪毙了。
我呆在了原地。
与我一起担任运输的成员走过来，声嘶力竭地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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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运输员们都带到我家里，我们都合不上眼。
在漆黑中，他们都落泪，我也一样。
第二天，晴。我们几个人来到谷场，用铲慢慢挖出一个大坑。我们的泪水尚没有干透，当我们见到他们时，又再次湿透了。
我看见了老大伯，他被绑得很紧。他的嘴还张开着，我猜他在想着他的儿子吧。我看见了老良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向着远方。
我悲伤到了零点，哭着帮他们解开绳子，哭着把他们埋进坑里。
当所有事情完成后，我又探索了一下日本人来的路线。我紧紧地握住拳头，我怨恨着日本鬼子的狡猾，他们竟然绕过了我们的游击队，另开了一条路。原来日方为了能尽早攻陷中国，分开了几支分队。
他们都走过来，泪痕还在。有个哽咽地问我：“接下来，我们该怎办？”
‘对啊，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我不能告诉游击队们！这样会让他们崩溃的。’我想了一下，转过身来，对身后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将这些事情带给游击队，我们要保守秘密。首先我们要写信，至于粮食方面，我记得我家枯井底下还藏有一些救急的，现在有用了。”于是我指点他们一些去拿毛笔，一些去拿纸张，我就去井底拿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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