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大明官方对于海贸的管理实在太过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虽说开放了月港作为口岸，也有督饷馆作为监督管理海外贸易，并且征收关税。的但由于进出手续繁琐，还规定了运营总量，使得许多船只都无法从月港这个正规渠道去靠岸交易，所以就只能另辟蹊径，甚至是铤而走险。
再加上南方的几个市舶司已然势微，对于百姓出海监管已是有心无力。还有就是大明朝廷，特别是水师对海上的掌控力太弱，根本无法对这些人进行有效的管控，这就使得海上的走私更是日益猖獗。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大明从关税上的收入就是一天要比一天更少。
所以若是想把进出口贸易给做好，设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海关是一定的，制定章程也是很有必要的。但作这些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大明必须有一支能够足以维护海上船只安全，并且可以打击走私的舰队。不然，那设想的这些就都只能是空谈。
君不见，从近代起，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哪个没有一支足以称雄世界的海军？即便是满清末期的时候，不仍然有一支北洋水师在支撑门面？让整个世界都以为这支排名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舰队战斗力是多么强大，若非在中日甲午一战时被戳破了这层牛皮，那么北洋水师恐怕还真要再威震亚洲不知道多久了。
从这些事情中也可以看出，若是没有强有力的海军支持，在日后竞争世界的话语权以及发展对外经济上，是要吃很大的亏的。
俗话说的“百年海军”可真的不只是喊喊口号，海军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兵种。在空军出现以前，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那真的可以说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陆权国家，历朝历代没有哪个帝王真正的把重心和目光投入到大海上。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上下两千年，真正在世界上称得上号的海军，除了郑和下西洋时的那支船队以外，也就还真的只有北洋水师了。但郑和的船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十不存一，福船的图纸更是被付之一炬；而北洋水师则是两百年后满清时期的产物。
这二者不论是哪个，朱友建想要拿来用，那都是不可能的。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打基础，苦练内功。一边建造战船，一边训练人员，争取早日让大明的海军称雄于全世界！
所以说，在自己建设出一支强大的海军之前，这种自由的海外贸易，看上去很美好，能给大明带来大量的利润，其实却是一服治不了病，甚至还会加重病情的药。因此还是暂时不能让那些商人们随便自主进行的。海外贸易还是必须要在自己的主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来做，就像这次朝廷与占城的互市一样。
不然的话，以那些商人们的尿性，他们不仅会在国内外进行低买高卖，搞乱整个市场，而且肯定还会变着法子的偷税漏税，把钱全部装入自己的口袋，让朝廷一两银子都得不到。要是那样的话，自己又何必开放海禁，允许自由贸易？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眼看着自己想的有点远，都要把多少年之后的事情给计划出来了，朱友建急忙收回思绪，把自己的思绪重新集中在贺逢圣的这份奏折上：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使陕西这个包袱不会继续成为大明的负担，也可以让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能够安稳的实行下去。
这还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互市，也为大明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特别是会使得朝堂上对此的阻力减小，不再人为的设置太多障碍。
其二则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入到海外，不但会使得许多的地主富商们开始向海外追求财富，也会吸引不少无地少地的贫民，让他们不再只盯着手里的那一点土地，只知道去土地里刨食。这样一来，大明许多地方的压力以及内部的矛盾就都可以缓解了。
总而言之，海禁是早晚要完全放开的，但绝对不是现在。至于与东南亚各国的互市究竟该怎么进行，那也不是朱友建可以一言而决的，这事最终还是要听听朝臣们的意见，让大家能够各抒己见，谈谈自己的看法。
不过在朝议之前，这件事还是要先和内阁通通气，让他们先给自己提提意见，定下一个总基调，也把消息带出去，透漏给下边，让所有人都先想想。不至于在朝议上突兀的提出，让大家都有些懵逼，再闹出什么事端来，那反倒就不好了。
于是这边才刚把黄道周打发走，朱友建就又命将几位阁臣外加户部尚书郭允厚等几个人给传召了过来。
“这是熊文灿刚刚用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奏折，不过不是熊文灿写得，而是远在占城的贺逢圣呈递上来的。朕刚刚看了，贺逢圣干得不错，已经从占城换得了大量的米粮。若无意外的话，估计再有个三五天的时间，运粮的船队就可以在塘沽口靠岸了。”说着，朱友建把奏折交给了身旁的曹化淳，命他拿给几位阁臣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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