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只是对《平话》作了一番加工改造，使故事既生动传神，又显得合理。《平话》里的蒋干是个仙长，曹操拜其为师，派他去游说周瑜，结果反中了周瑜之计。
《演义》把仙长、拜师这些去掉了，又对故事精心修饰，使“群英会蒋干中计“这个回目花团锦簇，十分好看，而蒋干也就成了书卷气十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丑式人物，如戏剧《群英会》中所表演的那样。
那么，蒋干游说周瑜，到底是在赤壁之战前，还是在赤壁之战后?如果说在赤壁之战前，那只有在周瑜镇巴丘之时。
建安初，周瑜随孙策平定江南，夺取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等地，初露英姿，曾留屯巴丘。这个巴丘在今江西峡江县，非岳阳古巴丘，峡江古巴丘离九江较近。周瑜屯巴丘，是建安四年的事。
建安五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留周瑜在身边，“与张昭共掌众事“，基本上一直随孙权左右征战或议事，只在建安十一年一度驻屯过宫亭(即宫亭湖，今鄱阳湖)，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驻屯过鄱阳(今江西波阳县)。
《江表传》说曹操闻周瑜年少有美才，蒋干游说周瑜似应在周瑜年少初露锋芒之时，那就是驻屯巴丘的时候。
不过，这个时候曹操正与袁绍进行生死较量，官渡之战迫在眉睫，须全力对付袁绍，似乎不太可能专门派蒋干去游说周瑜。
而建安十一年只是短暂屯驻宫亭，赤壁之战前屯驻鄱阳时也不可能，因为这年八月曹操已引兵南下，很快占有荆州，根本不把孙权放在眼里，不大可能派蒋干去游说周瑜。
刘逸生先生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派蒋干去游说周瑜不合理，似有一定道理。但他说当时周瑜已立大功，成为东吴第一号人物，绝不是曹操一个说客能打动，也不尽然。愈是关键人物，愈有可能成为对方策反的主要对象。
曹操在周瑜手上吃了亏，想出法子策反周瑜，如成功，大可挽回点面子。问题是历史上以治学严谨着称的司马光，为什么将此事编写在周瑜攻下江陵之后的建安十四年冬十二月?
恐怕不是一时疏忽。《江表传》记述此事是紧接着记述程普与周瑜改善关系、称赞周瑜之后。程普原以为自己年长，不把周瑜放在眼里，曾数次羞辱周瑜，周瑜从不计较。
赤壁之战时，两人为左右都督，关系仍很紧张，差点误了大事。
这事在《吕蒙传》中由吕蒙说出，告诉孙权袭取荆州只应确定一个主帅，不要像赤壁之战时那样搞两个都督。
因为东吴决定袭取荆州时，孙权原想让周瑜跟吕蒙一起任都督，经吕蒙一提醒，就只让吕蒙当主帅。
既然《江表传》记述蒋干游说周瑜是在程普与周瑜改善关系之后，那么，蒋干游说周瑜就不可能在赤壁之战以前。蒋干游说周瑜很可能就发生在荆州。
蒋干游说周瑜到底在何时何处?由于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人们只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评判。至少，蒋干荆州游说周瑜是其中的一说。
其实这个计谋最大历史上也有人运用过的，其中皇太极做得最好。
皇太极进兵中原，遭到明将袁崇焕的阻挡。皇太极来硬的不行，来软的也不行，正愁没机会突破袁崇焕这一关时，恰巧手下人抓了个明朝太监，皇太极便想起蒋干盗书的故事。
于是他安排一个将军当周瑜，和这个太监同住，半夜里故意和别人讲袁崇焕如何如何。那个太监装睡，就做了偷听的蒋干，然后不费劲儿地逃回京城向崇祯皇帝报告。
崇祯一听就火了，把袁崇焕召回京城抓起来，后来定了个谋反罪给杀了。乍一看，这是典型的“蒋干盗书“，可细一琢磨，里面却又充满疑惑。
按说，《三国演义》是汉人妇孺皆知的小说，可为啥满人用计，汉人却上当呢?说起来，这是一个重视程度问题，当时的明人根本没把小说当回事儿，而在清人那里却成了一部兵书，被人研究个透，使上其中的一两条计策也就不奇怪了。
一个太监的话为什么能胜过手握重兵的将军?书中的蒋干起码还有个书面证据，这里就凭一张嘴让皇帝相信，足见这个“蒋干“的厉害。
其实不然，反间计的成功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崇祯皇帝和曹操一样是个多疑的人，手握重兵的袁崇焕本来就让皇帝不放心，只要有人一捣鼓使坏，自然假的也会成真了。
当然，这种谁聪明谁傻的因素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社会形态的影响。
明王朝是一个宦官当权的朝代，像什么刘瑾、魏忠贤等太监一族的权倾朝野，和皇帝信任是分不开的。
宁信太监不信大将，处于这种传承已久宦官受宠的大背景下，崇祯皇帝也不例外，皇太极实施的反间计是崇祯宠信宦官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明王朝太监地位的一种真实写照。
一个计策的成功，需要有各种因素配合，更要靠社会背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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