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服务公司”的职工和一般干部议论纷纷，他们一方面眼馋那么好的房子，一方面纠结太贵，不划算。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连宋丹华都犹豫不决。
宋丹华回到家把单位分房的条件跟老公王祥说了后，根本不知道这几个月家里已经攒了三百块的他头摇得如同拨浪鼓。
“丹华，我家有三间一厨还有小院，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租房子住！”
“我家三个都是儿子啊！如果他们考不上大学都是在三水县上班的命，没有房子哪里能谈得上条件好点的对象？”
“你这也想得太长远了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正人家张芳芬坚决要求我拿房子，她跟我说了，押金不够，她愿意借给我。”
“人家对你已经够好了，向人家借钱好吗？”
“不借还能怎么办，反正房子我是要定了！”
“你呀，不是我说你，好不容易能够拿到奖金，就应该省着点花，你这几个月给孩子买衣服、买鞋、买肉恐怕就花了有二三百块吧！”
“说这些没用的有意思吗？你就不能想办法弄些钱！”
“办法到是有！”
“那你还不赶紧说？”宋丹华急切道。
王祥道：“我们单位等着分房的人太多了，我家不是住房困难户，轮到我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我可以打报告放弃单位的公房分配，要求贴补二三百块钱。”
这种事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很普遍，甚至于九十年代初还存在。
双职工家庭原则上是可以享受一次公房分配，夫妻双方都向各自的单位要到公房的少之甚少。
出现了这种乌龙，被查到、或者被羡慕嫉妒恨的人举报了，肯定要退还一套。
夫妻双方的单位可以采取一方分配房子，另一方给予补偿的办法解决一套住房，这当然是泛指效益好的单位。
王祥是柴油机厂的车间副主任，技术员出身，柴油机厂是个效益良好的单位，在住房问题上补贴二三百块真的可以有。
“哈哈，你要是真能弄到二三百块，我家肯定用不着借人家张芳芬的钱了。”
“啥？你手上有钱？你这半年大手大脚的，哪儿来的钱？”
“这你不用管，反正我不偷不抢不做犯法的事！”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你要跟我说清楚喽！”
“我的奖金高着呢，不是二十块钱一个月，上个月拿了六十多，以前也不低于五十块！”
“这么多？都比工资高了！你们简直是滥发奖金！”
“我们单位跟你们柴油机厂性质不同，你们厂是国家投的钱，我们都是自己的本钱自己挣钱，效益好拿点奖金怎么了？”
“也是，你们单位人少，不像我们单位，一千多号人，一人发十块钱奖金就得一万多。”
“人多有个屁用，我们单位一个人创造的利税能抵你们单位三个职工，我们工资加奖金拿你们的三倍都心安理得！”
“行行行，你本事大，你们单位好！”
“那是当然，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咱们的房子，你肯定更加觉得我们单位比你的那个市属国营单位好得多。”
“嘚瑟！”
秀儿、玉儿、俞勤、张玉兰这四大心腹都听姑妈的话，都无条件信任黄瀚，都会毫不迟疑的拿房子。
她们都是肯吃苦的，虽然工资、奖金拿得不少，但是没有谁舍得乱花，都在攒嫁妆，四个人进城超过一年半，连手表都没舍得买就可见一斑。
她们四个现在都是“自强服务公司”的农民合同工，都拿得出五百块钱领新房钥匙。
她们知道有了这套房子，就算在城里有了家，肯定能够谈上条件不错的有正式工作、定量户口的小伙子。
秀儿最开心，她已经跟陈春松相处了小半年，俩人的感情与日俱增，商量好了正月里见家长。
现在国家早就提倡计划生育，而且抓得越来越严，孩子的户口跟着妈妈的后果其实已经不太严重。
因为这种情况下一般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根本不是以前的一窝孩子，毕竟生双胞胎、三胞胎的几率是很低的。
五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号召争做“英雄妈妈”，生七八个孩子的英雄人家真的不少。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傻子、残疾人也特别多。
自从包产到户后，农民手里有了余粮，种了经济作物，市面上的副食品已经不太紧张。
黑市上基本上是应有尽有，只要工作稳定工资不低，少两个定量户口对生活的影响应该不算太大。
此时在三水县人的观念里，农民合同工确实比不上正式工，因为但凡某单位走下坡路，率先辞退的就是临时工，接下来当然是农民合同工。
其实真正的下岗大潮袭来的时候，正式工也是一样的卷铺盖滚蛋，只不过此时广大人民群众的铁饭碗思维根深蒂固罢了。
陈春松的老爸是粮食局的干部，是粮库主任，肯定知道“事竟成饭店”，说不定来“事竟成饭店”吃饭时见过秀儿这位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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