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会结束后，圣人也并没有立即返回上阳宫，而是在明堂别殿召见了宋璟等重臣，继续商讨北征诸事细节。
虽然这一场军事行动筹划多时且在今日正式公布，但战争真正要打响其实还要到几个月之后的秋冬之交。
除了大唐的兵马物资向前线调度需要时间之外，也在于突厥特殊的游牧生活习性。春夏之际草原上水草丰盛，四处迁徙游牧，居无定所，极难追踪。
唯有到了秋冬之际，天气酷寒，突厥部众们才会聚集起来，共同抵御天时的变化。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出兵，才能更准确的掌握到突厥主力的行踪所在围而歼之，最大程度的消灭突厥的有生力量，从而毕其功于一役。
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正常的军事筹备与调度之外，还有一项必将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联络统合大漠南北诸胡势力，剪除突厥周边的附庸各部，从而孤立突厥、壮大声势。
当年的颉利可汗虽然因为残暴不仁而搞得突厥怨念沸腾、叛者极众，但毕竟还是盛极方衰、震慑力尚未完全消散。
如今的突厥默啜则就远不如当年，三受降城建立之前突厥军众还能屡屡内寇，声势很是不弱。可默啜执掌可汗大位后所发动的第一场战争便以惨败告终，之后更被三受降城攻防体系隔绝出了漠南。
过往数年如果不是大唐忙于内政休养与同吐蕃交战，甚至都不会给默啜留下喘息之机。如今突厥势力还残存多少，那要大战过后才有定论，可若是讲到对外的影响力，那真是拍马都比不上颉利时代。
所以大唐在战前的统合与孤立工作也进行的极为顺利，枢密使郭知运在将诸胡助战势力人员整理一番后便进奏道：“此番征事，诸宾胡凡所助战之众合十五万七千余众，所覆诸胡邦主、羁縻州府共一百八十……”
这个数据早在长安的时候便已经有所汇总整理，转驾东都后又有增加，所覆及的已经不只是大漠南北诸胡部势力，还包括其他各个凡大唐势力能够影响的范围地区。
李潼听到这个数据，脸上也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国之大事唯礼与兵，平常时节说大唐国力与影响多么强盛，总是缺乏一个直接的体现，但在这样的征战大事上则就体现的颇为具体。
早年他御驾亲征、与吐蕃交战青海，虽然也广有群胡助战，但跟当下这个数据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如今除了宾属关系更加紧密的胡部势力之外，大唐都没有特意向群胡下达正式的征召令，但这些胡部便已经踊跃的参战。
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是大唐的国力与震慑力较之开元四年时期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许多人或许觉得如今北征与突厥大战在即，朝廷不该在五月关中掀起一番整顿入唐胡众的风波，横生枝节之余还破坏了大战前夕的内部稳定，逼得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对抗大唐的威逼。
但这种想法实在过于简单片面，且不说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并不会因为包容放纵就会对大唐亲近恭顺，关键是此前朝廷所整顿的胡人与大战前夕所需要统合的胡部势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逃离了原本的部族环境而投身于大唐国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护摆脱过往加于其身的酋长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络绎不绝，这本就是在削弱周边诸胡势力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唐立法分明，对入唐诸胡的管控更加严格周详，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诸胡入唐的风潮。
对那些颇具势力的周边胡酋们而言，他们非但不会觉得大唐各项治胡律令的颁行过于严格苛刻，甚至心里还隐隐希望这方面的律令能够更加的酷厉一些。
毕竟这些政令只在大唐国境之内实施，并不会覆及到他们各自的部落领地，无论再怎么严格，对他们的触伤都少，更可以此证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乐土，让部众们不再热衷于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战需要征召周边胡部势力，甚至还会下令州县官府驱逐境内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纳胡人奴婢。
如今国力不同以往，姿态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强对境内胡人的管理，其实也是对周边诸胡部势力的一个示好。
决定脑袋的从来只是屁股，却从来不是种族血缘，那些胡酋邦主们绝不会对入唐胡人的处境不妙而感觉到同情与悲愤。
在这长长的宾胡助战名单中，李潼发现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存在，指着名单中一个字号有些讶异道：“倭国使者还没有离境归国？”
倭国向大唐遣使也是颇有渊源，不说更久远，最近一次就是在开元七年圣驾转到洛阳、重点处理与新罗的纠纷时，倭国遣使抵达洛阳。
虽然后世有关倭国遣唐使的研究颇多，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倭国在大唐的朝贡体系中存在感实在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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