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到乐不思蜀的程度，但是也从来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么不省心过。
总的来说，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闲着没事的时候就作几句歪诗或者所谓的“和歌”，实在闲极无聊了，就拉着自己的几个女御使劲造人。
后水尾天皇政仁被带到旅顺口安置以来，唯一一次通过六角源次郎和龙溪禅师宗潜请求总镇府为他增加物资供应的理由，就是他的一个女御又有身孕了。
这个事，让杨振有点哭笑不得，但是同时，也让杨振及其部将们彻底知道了这个倭人太上天皇的底色。
却说朝廷钦差沉迅抵达旅顺口的当日傍晚，在传达了有关倭人后水尾天皇政仁的旨意之后，沉迅又向众人传达一道崇祯皇帝嘉奖金海伯杨振的圣旨。
这道嘉奖杨振的圣旨很简短，而且除了口头上的褒奖之外，没有任何金银或者官爵上的赏赐。
唯一有点实质意义的，也就只是诏命杨振，自行选任兵将吏员分守海外新拓之地了。
对于这个结果，一直满心期待朝廷会大加封赏一番的杨振麾下诸将，自然是大失所望。
尤其是跟着杨振渡海东征倭奴国出生入死的那些人，比如张国淦、严省三、郭小武、俞海潮甚至是李禄这样的人。
当他们听闻杨都督领着自己们立下如此奇功，而朝廷只是不疼不痒地口头褒奖了几句，并没有一分银子发下来，也没有一个官爵封下来，已经开始忍不住满口牢骚怪话了。
好在杨振一向治军甚严，而且自律也很严格，从不当着诸将的面儿非议朝廷或者非议崇祯皇帝的旨意。
所以，他麾下的将领们，尽管心里有再多不满，也不敢当着杨振的面儿，当着朝廷钦差的面儿公开抗旨不尊。
当然了，朝廷对于杨振这次跨海东征倭奴国的反应，杨振是能够理解的，而且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毕竟这次行动，他没有请旨，又是一次擅自发起的行动。
而且是在大明朝关内局势动荡不安，乱成了一锅粥的形势下擅自发起的对外远征行动。
这样的行动，不管是在崇祯皇帝的眼里，还是在京师朝堂诸位内阁大臣们的眼里，那都是纯粹的没事找事的行为。
放着关外的清虏你不去打，同时放着关内的那么多流贼你不去打，你去打哪门子的倭寇啊！
要是倭寇前袭扰你金海镇的辖地了，或者倭寇又来袭扰大明朝的沿海了，那还好说一些。可是现在根本不是这个情况嘛。
再说了，这个倭奴国好歹不还是列在大明祖训当中的所谓不征之国名单里的吗，你不请旨就去打，眼里还有没有这个朝廷了？
多亏这一次是打赢了回来的，万一你打输了呢？
那可就不仅仅是损兵折将的事情了，万一给朝廷再招惹一个情况不明的海上强敌呢，你是嫌大明朝现在不够乱，嫌京师朝堂现在还不够焦头烂额的吗？
对此，杨振在决定是不是要报送东征倭奴国的捷报之时，就考虑过捷报呈递上去之后朝廷可能会有的反应了。
事实上，朝廷对于杨振擅自出兵倭奴国一事的反应，跟杨振将心比心所预料到的差不多。
如果不是他这次打赢了，而且还俘虏了倭奴国的后水尾天皇政仁以及倭奴国小朝廷的许多贵族官员，并将他们一起带了回来，恰好给了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以及新上任的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一个告祭太庙和安抚臣民的台阶，那么恐怕连这道嘉奖的旨意也不会有了。
杨振他们这次跨海东征倭奴国的及时凯旋，对崇祯皇帝来说，如果有功劳，那最大的功劳，就是使崇祯皇帝避免了不得不又一次赴太庙请罪并向天下臣民下罪己诏带来的颜面扫地。
现在，崇祯皇帝可以不必赴太庙请罪了，也不用下罪己诏了。
而且一待这个倭奴国的后水尾天皇政仁被送到京师，如果崇祯皇帝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搞一场声势浩大的献俘礼，然后向太庙里的列祖列宗小小夸耀一番崇祯朝的武功了。
当然，这也是杨振为什么最终决定向京师报捷并奏请如何处置倭奴国俘虏的原因了。
有了这些高级别的俘虏，即使崇祯皇帝或者新任的首辅大臣周延儒对自己擅自出兵倭奴国有所不满，也不会真的把自己怎么样，再不满意也得捏着鼻子认了。
至于封赏不封赏的，杨振本人倒是没有那么看重，毕竟面子上的问题虽然重要，可是里子更重要。
以京师朝堂现在的财政情况，就算崇祯皇帝有心封赏，他又能拿出多少钱粮布帛呢？
恐怕能拿出来的，还不及杨振他们这次东征倭奴国所取得的各种缴获物资总数的百分之一呢。
只要京师朝堂的文臣们，还没有厚着脸皮要他杨振进献或者捐助钱粮财物以解朝廷燃眉之急，那就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所以，对于当日傍晚沉迅在总镇府前院大堂内传达的两道旨意，尽管杨振麾下将领有不少相当失落，但是杨振本人却没有一点不满意。
当天晚上，杨振在总镇府二堂内十分隆重地给前来传旨的朝廷钦差沉迅以及许久未见的金海西路总兵袁进接风洗尘。
身在旅顺口的杨振麾下几个总兵大将，张得贵、张臣、李禄尽皆陪同在场。
当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席上只剩杨振、袁进、张得贵、张臣以及以征东军右翼总兵之尊伺候酒局的李禄在座，朝廷钦差沉迅突然放下酒杯，盯着杨振肃容说道：
“都督可欲封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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