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四月初四日下午，发生在辽阳征东将军行营后院正堂上的谈话，以秦亡与汉兴之际的故事开头，也以秦亡与汉兴之际的故事结尾。
杨振与方光琛等人，几乎全程说的都是秦亡与汉兴之际的故事，比如什么淮阴侯韩信因何被杀了，什么始皇帝在位又会如何了，群雄逐鹿刘邦何以胜出了，等等。
杨振看似没有表明任何态度，但是说者有意，听着也有心，方光琛等人还是搞明白了他的想法。
显然，韩信的前车之鉴，杨振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而且很清楚，所以杨振肯定不会学韩信，但是将来具体怎么办，还要看时机，看人心。
对于杨振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方光琛等人虽然不太满意，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但也基本能接受。
因为这个态度本身反而是眼下所能采取的各种战略选择里面最审慎的那个了。
不过，这种打哑谜式的谈话，对于双方来说，安全倒是安全了，可是并没有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所以当天傍晚，杨振再次宴请张得贵、方光琛、沈志祥的时候，根据下午定下的大方向，在他们三人的进一步询问与建言之下，基本形成了接下来将要采取的战略战术。
首先一个，就是暂时放弃独立进军盛京，一力平灭清虏的计划，转换为正面对峙、背后下手的策略。
因为如果杨振一方独立进军盛京，那就必然要承担孤军冒进的风险，而且十有八九会遭遇清虏八旗主力的疯狂反扑。
因为盛京城是清虏眼下国都，地位非同一般，是清虏八旗重兵驻守的地方，清虏八旗或许可以丢了辽阳，但肯定丢不起盛京。
若是多尔衮及其麾下人马全力以赴背城一战，那么杨振就算是打赢了，也必定会元气大伤，很可能是一个惨胜结局。
到时候，收复沈阳的虚名是有了，可是实祸却也可能接踵而至。
因为只要他这么做了，不论赢大，还是赢小，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会彻底得罪辽西各路人马，同时将杨振自己以及征东军、金海镇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
至于说一旦打输了的话，那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了。
到时候，不仅前功可能尽弃，而且必然会背上一个不顾大局、贪功冒进的骂名，甚至是罪名。
说白了，现在多尔衮和杨振双方都输不起，而且不仅是输不起，惨胜也不能接受。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杨振一方来说，还是先不要单独跟敌人硬碰硬的好，己方与多尔衮一方打个两败俱伤，捡便宜的就是辽西的各路人马，他们等了这么久，绝不会轻易错过这个机会。
而如果采取正面对峙、背后下手的策略，这些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了。
一方面，以杨振所领人马顿兵辽阳一带，做出进攻态势，威慑盛京方向，可以牵制盛京方面清虏主力。
另一方面，命令仇震海所领的安东“西路”人马，以及李禄坐镇指挥的征东军中后军人马，甚至安东东路徐昌永、张彦弘所部人马出兵，继续从清虏大后方下手，那么大清国将腹背受敌。
如此一来，清虏盛京方面既不能从后方大举调兵增援，也不能从盛京出兵去支援其后方，久而久之，必出问题。
而杨振一方，则可以趁此时机，抓紧巩固目前已经获得的战果，毕竟眼下已经进入四月，辽东半岛以及金海镇下辖各路地方，很快就将进入移民垦荒和春耕的最佳时节。
而新移民的到来，以及新的大片肥沃土地的开垦与耕作，终将在一两年之后就发挥出巨大的潜力。
到那时，面对战乱频仍、饥荒肆虐的关内局面，手握海量粮食的杨振，面对任何一方力量，就将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
当然，这只是其一。
至于其二，在方光琛等人的建议之下，杨振也决意放弃速战速决的打算，尤其是集中优势兵力毕其功于一役的打算，准备把战线拉长。
说好听一点，叫做从长计议，说不好听一点，就叫做以拖待变。
而杨振之所以同意方光琛等人的建言，当然也不全是为了要以拖待变，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然后一劳永逸，一网打尽。
北伐既然被他推动起来了，那就不能轻易停下。
至少在杨振看来，不能在盛京停下，而是要裹挟尽可能多的人马，以压倒一切势不可挡的力量和态势，继续往北方推进。
至于最终推进到哪里，杨振的想法跟方光琛、沈志祥、张得贵等人的想法并不一致。
而方光琛、沈志祥和张得贵三人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
方光琛更关注关内战局，他之所以支持战争不应该在盛京结束，而是应该继续往北推进，其主要考虑是以拖待变。
只要关外的战事，尤其辽东的战事依然在进行，不管金海镇存在多少让朝中大臣们忌惮甚至是弹劾的问题，崇祯皇帝都无法叫停正在进行的战争，也不能堂而皇之地的解除杨振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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