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录的只有原始的经书，没有各个流派添进去的私货，也没有用他家私人作坊里已摸索成熟的纸张，那好东西中原都没普及起来，边塞地区就往后挪挪吧。
鄯善弟子们爱不释手翻着这些“真经”，果然比自己编的好多了。
桓宽不像他那几个同行，见了任弘就咬，如今任弘成了大都护，能够一言定他生死，竟也不卑不亢。
任弘倒是对他叹息道：”我一直觉得次公远迁是被冤枉了，当初九江祝生，刘子雍等人叩阙，听说次公曾极力阻拦未果，事后却遭牵连，两次大赦都未在列。“
他随口道：“要不等我往朝中去信说说，请圣天子赦免次公？”
桓宽却不领情，拱手道：“下吏之妻身子弱，迁到鄯善已十分虚弱，卧床病笃难起，幸得鄯善王派了侍女照料，才侥幸得活，来时那数千里路，她恐怕没法再走一遍。至于我……”
他摇了摇头，看着案几上那一册册带着鄯善弟子们亲制的简牍道：“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啊！”
远放异域，桓宽心中与屈原、贾谊一样不平，也很怀念汝南故乡的竹林。但他却也没有哀痛自伤，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使命感驱使他，即便流落鄯善，也得继续做事，一件能证明他们没错的事！
“我读过次公的《盐铁论》。”
任弘踱步在这略显简陋的“学宫”中，规模其实就一个小私塾，三五张案几，不管是简册还是笔墨，都得自制，若非弟子们个个穿丝履帛，还真有种后世八九十年代村小的感觉。
“书中有一篇，是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争论，戎狄是否能教化。”
“桑弘羊认为不能，他引经据典，说《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戎狄无亲而贪，是禽兽，应当谨防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对付他们，不论是匈奴还是西域诸邦，都只有征伐一途。”
桑弘羊这功利派对开边的看法，与后世西方殖民者倒是像极，一心只想着夺取土地后，募人移民过去，并不把戎狄蛮夷当人看。或许也像汲黯那样，希望以战俘赏赐给汉人之奴，所以在他主持下，李广利对西域的战争才那么粗暴。
任弘道：“贤良文学则与之相反，认为即便是蛮夷戎狄，也是可以教化的，只要对他们加之以德，施之以惠，以仁义导之，那么不必用战争的手段，西域匈奴也会纷纷内附，从此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次公，我没说错罢？”
贤良文学这种念头太过天真迂阔，简直在朝白左狂奔，不过桑弘羊也走了极端，太过赤裸裸不好。
桓宽感慨良多：“难得有公卿列侯愿意读一读我记下的拙言。”
“次公自谦了，盐铁论一书，足以流传千年。”
任弘嘴上如此，心中却道：“不知己知彼，如何能百战百胜呢？更何况还要将汝等废物利用。”
大汉的优势，不仅在于绝对碾压周边行国城邦的科技和军事力量，还有自周秦以来日渐成熟的软实力。
在东亚，汉朝是如灯塔一般的存在，不论是丝绸贸易大棒，还是诗书文化，以它们为先锋开道，可比光派军队高明多了。
后世欧美有民主，大汉也有礼乐啊！
瞧瞧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吧，将意识形态利用到了极致，是如何替西南夷着想的。
“听说中国有最好的仁政礼乐，德惠多，恩泽广，万物莫不不得其所，为何唯独遗弃了吾等呢？西南夷的百姓都踮起脚跟盼望，若枯旱之望雨，等待大汉来推行礼乐，造福众生啊！”
这种将文明传播到普天之下的使命感，简直是蛊惑人心:战争借口？别问，问就是礼乐，西南夷虽然失去了独立，但他们得到了礼乐啊！
司马相如虽然人品不行，但作为汉武时管宣传口的大员，却十分合格。若他活到开拓西域的时候，肯定会有与桑弘羊大不相同的策略吧。
作为大都护，任弘也以为，自己也得一手长剑，一手诗书才是正理。
而桓宽便是不错的人才，他看着桓次公道：“桑弘羊经常说，儒生不通世务，不懂边事，次公如今亲自来了西域一趟，仍是认为彼辈可以教化？”
桓宽思索后道：“孙卿有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去年秋，刘病已已经改名为刘询，桓宽倒是很注重避讳，他主动邀请任弘道：
“宽要教弟子们论语了，敢请大都护旁听视察！”
……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熟悉的朗读声，这熟悉的小小课堂，竟让任弘有些恍惚，只是下面跪坐案后摇头晃脑诵读的，却是一群高鼻深目穿汉服结发髻的鄯善人，这让人有种历史的错位感。
不过任弘算是明白，桓宽为何恳请自己旁听了。
他能看出来，那四五个鄯善弟子是一心向学的，虽然发音不太标准，毕竟楼兰人作为塞种后裔，说的是东伊朗语族，或称之为吐火罗语，和汉语完全是两种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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