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只是，时间在流逝，朝局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再无人能挑战。
在基本不用担心帝位稳固的同时，帝国的朝局政风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准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准引发的不良反应却在不断发酵。
官僚、勋贵，那些在整顿改革中被触犯利益的旧势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旧掌握极大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不满也逐步累积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让皇帝刘文济都不免惮虑。
当然，如果仅是如此，也还不至于动摇寇准的地位，刘文济的心志坚定，也不会因为勋贵及官僚们的反对就轻易罢相，问题还是出在寇准自己身上。
首先是与皇帝政见上的异见，是越来越大，尤其在用人选材上，皇帝对南方士林的倚重几乎让寇准深恶痛绝，屡次阻止刘文济对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对政法大学堂也是颇多指责。
至于军事上、财税上、法律上，寇准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并一点一点地拿出来，如果仅是如此就罢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皇帝的意志来推动执行，那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寇准倒还不至于干出什么明显僭越逾制的事情来，但当他的种种言行作为带给皇帝这样的印象时，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长久了。
真正让刘文济下定决定罢相，还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间，刘文济在幽州筹谋着安东之事，并且做着军事准备的同时，寇准却在洛阳扯后腿，他认为不可轻动刀兵，觉得与安东那边没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书令的权威，从洛阳方面阻止着刘文济的军事准备；
同时，当“六次汉伊大战”捷报传至洛阳后，在没有取得刘文济同意的情况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义做出回应，遣使道贺。他还是有理由，当时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东内乱，顾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时，刘文济又收到了来自洛阳的一则“趣事”，说是寇准去工部视察，以司务察问一名员外郎，那名员外郎是跪着对话，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风下，吓得尿了裤子......
总之，关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横亘在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深重，寇准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风也很难轻易改变。
当负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风，当皇帝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持续下降时，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刘文济之宽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触久了才发现，刘文济的宽厚是没办法，因为他“得位不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的态度与举措。
同时，刘文济的宽厚，也更多地针对那些对他有用的人，一旦画上“无用”的标签，那么再深的宽容都会褪色。就如寇准，没给他炮制点罪状，也是政治需要，毕竟刘文济不能自己打脸。
与当年向德明罢相时，还需观察等待、审慎决定，甚至要向德明自己请退，对寇准，可就显得干脆利落了，真就是一道诏书的事情。
事实也证明，甭管寇相公过去在中枢是何等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在皇帝的权威面前，也是不可一世，最终只能凄凄惶惶地远走东南。
甚至于，连老家都不让回，因为皇帝想让寇准去东南，看看那里的山河湖泊，看看他一向瞧不上的人文荟萃......
同时，寇准大概也是第一个，罢相之后让满朝文武弹冠相庆的首相了，除了亲信死党，几乎没有表示惋惜遗憾的人。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寇准了。
但不管如何，帝国政事堂，属于寇准的时代从建隆八年春开始，彻彻底底地过去了，而接替他的，乃是吏部尚书韩承均。
这又是一个带有妥协性与安抚意味的选择，针对勋贵集团，刘文济也同样不敢一味的打压，同时，朝廷中枢也不能完全由那些庶族官僚当权决策。
至于韩承均，他的能力当然无法与其父韩徽相比，但基础素质、履历足够，再加上身份与时势，他就能做大汉首相。这个位置，可是“橐相”都没能坐上的......
PS：建隆八年政事堂诸相：尚书令韩承均、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仆射张知白、吏部尚书陈尧佐、枢密使杨延朗、财政使王钦若、都察使丁谓、兵部尚书张俭、礼部尚书柴熙让（柴宗训与高德公主刘蒹所生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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