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一年（1052年）春二月，西京，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试，刚刚落下帷幕，趁着四海俊才、天下群英齐聚京师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牡丹诗会，也即将开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列祖列宗在当世人们的印象中已逐渐模糊，曾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也仅仅停留在史官学者笔下与文人词臣的诗文中。
绝大部分人们，更习惯于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尤其是对居天下之中的京畿士民来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璀璨的正统时代，堪称一个全民享乐时代，只不过，这盛世康乐，针对的人群不可避免越来越窄……
自世宗以来，近四十年间，大汉帝国科举，愈加呈现“政法化”、“学院化”，这既是朝廷选材越发注重法理，也因为大量政法大学堂以及其他地方学政学堂出身的学生士子，大量出现在“科举”这条帝国最正统、最高等、竞争也最激烈的入仕“赛道”上。
到正统时代，大汉帝国的入仕途径，已经更为清晰地分为三条，一考举，二恩荫，三则是“以吏能入仕。这三条中，不论考举一事，如何受权贵、学阀等统治阶级的影响，它都是帝国最为公平的一项选材办法，至少还能让人看得到点希望，每一届都还能看到些“寒门”出身的才士冒头。
第二条，不必赘言，这权贵们的福利，也是统治阶级们维护帝国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刘，虽然从来为清流贤才所攻讦，但它始终存在。
并且于“低调”之中，从容传承，牢牢地掌握着帝国莫大一份话语权，而在帝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变迁下来，新老权贵固然在不断更迭替代，但这个阶层却在不断壮大，既是帝国的强大脊梁，也是帝国庞大身躯上的寄生者......
至于第三条，则是最为艰难的一条路了，情况也最为复杂，并且呈现越来越艰难、复杂的趋势。归根结底，帝国上下，各级墨吏以百万计，而朝廷命官却是有定数的，而官与吏之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有如鸿沟一般深峻，以致底层官场有“一入吏场身难翻”的说法。
回头来看，反而是在世祖皇帝时期，才是真正将“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贯彻的，到太宗、世宗时期，法治在不断加强，等级规矩日益森严，对广大吏员们也越来越不友好。
世宗通过兴办吏政学校的办法，的确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吏才，但很多学生，其第一选择，依旧是进京参考，万不得已，才愿意接受“吏”这样的道路。
不过，吏职转命官，固然艰难，上限也很低，但容易出人才，尤其是实干之才，那毕竟是从百万吏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不管是能力、经验还是运气，都缺一不可。
在尚书令范仲淹秉政的六年之中，对帝国吏政有着众多的整顿与改革，其中在选拔良才干员上，就大力地提拔了一批吏员，授以命官，这批人大多具备实干之才，但被攻讦为“范党”，以及范仲淹“弊政”之一，究其原因，动了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
这三条入仕途径，在其日益清晰的同时，也意味着帝国阶级的彻底固化，这一点在帝国上层统治建筑中，尤其显着。
开宝时期，在以乾佑一代开国元勋的基础上，还能崛起赵普、卢多逊、张雍、李昉、吕端、王佑、王禹偁等一干庶族领袖；
太宗时期，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徐士廉、寇准等臣也扛起庶族官僚的旗帜；
哪怕到了世宗时期，仍有张俭、杜衍、曾会、王钦若、丁谓、夏竦、包拯等一干崛起于平庶的名臣、干臣。
但进入正统时代，准确地讲从建隆中后期开始，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凭借一己之力，以惊艳才情，位居高位的了。不是没有，只是很少，并且上限肉眼可见。
处在帝国庙堂高位的，已基本为权贵集团所占据，越往上，越是如此，不管是中枢部司宰臣，还是地方封疆大吏，你想要找一个出身平平者，反而很困难。
倒不是没有寒门崛起，但是，若不通过依附权贵，仅靠个人才干与努力，想爬至高位，简直是痴心妄想。大汉帝国不是没有这样的骨节之士，但绝大部分人，穷极一生，能否做到州府之任，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包青天声名在外，不附权贵，甚至专门与权贵“作对”，但是，这样的人，数遍天下，又能有几人？而况，如非政法大学堂出身、世宗近臣、皇帝侍讲等一系列buff加持，即便包拯名望隆重，又能在帝国高层待多久呢？
便是如此，也屡屡受到攻讦，处境堪忧，个人仕途上，也难有寸进，内阁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等虚衔随便加，但范仲淹曾两度推动包拯进入政事堂拜相，都被群起反对，尤其在都察使的提议上。
看看世宗中后期在帝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一些臣僚吧。欧阳修，这个到正统时代已是一代大文豪，与苏舜钦等人，重修《唐书》、《三代史》，堪为新一代清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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