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从楼上下来，直接走到街上去，钻进一家小川菜馆详聊，因为错过了饭点儿，里面人相当少了些，比较清静。
点了两个菜，弄了点啤的就开始畅谈别后人生。
其实我跟吴禄是邻居，打小就认识，上高中也离得不远，经常一块往家赶，但毕业后各奔东西，联系自然就少了。
后来我去了南方发展，他去了北方；如今我写网络小说、兼职摄影、剪辑、编辑什么的维生，他在一小破公司实习混饭吃，直到今天才又在这个小镇碰面。
谈到这几年来的各种幸酸悲苦，不禁悲从中来，俩人抱头痛哭，把周围的人吓了一大跳，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组团失恋了呢。
酒过三巡，抑郁之气随着哭嚎排除一空，微醺之际我瞅了瞅吴禄泛红的脸，打着饱嗝平静下来准备言归正传，是时候该弄清楚那个释是怎么回事了。
吴禄和我的脑袋凑到一块，看着书上的那个注释陷入了沉思。
“哎！”，吴禄突然大叫一声：“我想起来了，怪不得我觉得这么眼熟，这个注释我们以前的语文课本上不是有吗？叫什么…叫…《捕蛇者说》，对！柳宗元写的，原文怎么说的来着？……什么永州……”
我接口道：“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吴禄激动的叫道：“对，就是这个。”
“可是为什么？难不成县志是个假的？”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但是这种东西造个假有意义吗？造给谁看啊？”
说话间我从包里掏出了那本记载了“释”的县志，把它翻来覆去地怼到灯下看了好几遍，细致的摸来摸去，那手感那气味还有发黄发脆的程度，是本老书无疑。
旁边吴禄看到我一系列动作后彻底震惊了：“你啥时候把这个（书）顺出来了？！”
我冷笑道：“如果还要等你知道，那么两个老头早就都明白过来了。”
吴禄感慨一句：“鸡贼啊”
既然书不是伪造的，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这应该是后人仿造《捕蛇者说》的开头而作，就和语文里的仿写造句是一个道理。
再结合书的保存程度和柳宗元是唐朝人这一点，基本可以判定这是明清时期的产物，可究竟是何人而为，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我冥思苦想、脑洞宕然大开时，吴禄幽幽地来了一句：“哎我说发小，你不是写小说的吗？那应该很通文理吧，你可以从这本书的脉络结构分析分析呗。”
我听到这话心中一震，似乎寻找到了一条新思路。
翻了翻书册前后，忽然之间觉得有点不妥，这本县志主要记载了古代贵州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坊间传说，笔法较为散淡、不拘一格、怪诞瑰丽，虽是县志记载之类，但野史色彩浓厚，完全不像史学大家司马迁的那种客观严肃，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轻微的漫不经心和戏谑劲儿。
当然，整本书的谋篇布局和诸多要素，也是远远不能和笔力雄健的司马迁相提并论的，不过这属于作者能力问题，再此可以不论。
就单说这种写作风格，明明是弥漫全篇，可为什么独独漏掉了一处，这处就是：“播州之野生异人，纹列缺而行似魅，触草木尽焚，以攻人，无御之者，时人谓之曰＇释＇”。
这句话本来是仿写自《捕蛇者说》，可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揣摩作者的意图我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因为这种结构能最大限度地交代清楚所述事物，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简洁明了。
这就有点像现在所写的说明文的意思了，可这又与整本书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如此一来，这句话在全书中就显得异常扎眼了。
而且，这句话的位置也佐证了我的想法：它正巧处在第一页的正中间！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孩子绞尽脑汁想出了一句精彩的修辞句，然后硬生生的、一字一句地安在了自己的文章里，就是那么那么的刻意！
作者这种似藏非藏的做法引起了我的兴趣，既然要藏为什么又要让它显得明显？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又有什么目的？
由于当时的印刷术已经十分成熟，我不禁大胆想象：难道写这么多内容只是为了使这句话流传下了来？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可仔细思考一下这也是有可能并且非常合理的：用一张纸写一句话会臭会烂而且流传面不广，也不能像发传单一样让后人了解；而写书就不同了，特别是县志史书，它拥有传世价值而容易流传下来。
而且作者生在古代，言论不如现在这般自由，如果要写的东西涉及政治敏感或社会影响大，这种做法也可以避有效免引祸上身。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写书是为了让关于“释”的注释流传的话，那么这本书会不会只是承载这句话的容器，书中这么繁多冗杂的内容只是起烘云托月的作用，其实注释才是整本书的关键所在！
我把我这疯狂的想法告诉了吴禄，他听得是目瞪口呆，好久才缓过神来说：“简简，流弊啊！不当柯南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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