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声听了丽艳的介绍，觉得慎修乡不只是经济落后，而且政治生态也很不健康，这让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受责任心驱使，他想尽快熟悉乡情，争取早些进入角色谋划发展。
“我还没有到慎修乡报到，也不方便以乡书记的名义搞调研。丽艳对乡里的情况熟悉，带我到处转转，厚强就为我当一回司机，怎么样？”应声说。
“好的，好的。”厚强和丽艳异口同声的说。
丽艳边走边介绍，对应声和厚强的提问对答如流，可见她对全乡的情况已然了如指掌，看得出来这几年她在农村没有虚度。
应声指着一大片稻田问：“这一片地在农业学大寨时应该平整过吧，怎么会高低不平，落差有两尺多？而且高一块低一块没有什么规则。”
丽艳回答道：“那是土窑为了制砖，向农户买土给挖的。土地承包后，有的农户怕影响土质，不让土窑挖土；有的图点蝇头小利，就把承包地里二层土卖给了土窑。所以，就形成了高一块低一块的状况。如果种植的农作物一样还好说，如若不一致麻烦就来了。走，去看看‘水包旱’的那块地，它就带来了不少麻烦。”
丽艳边走边说：“这里大片土地的农户多数种植水稻，但是这块低洼地的主人杨疯子家偏要种植蔬菜，说挣钱多。”
杨疯子的真名叫杨凤志，此人遇事容易冲动，轻则大呼小叫，重则两目怒圆，脖子爆出青筋，像疯子似的大打出手。慎修乡这个地方“凤志”和“疯子”同音，所以人们都叫他杨疯子。村组的人都领教过疯子的野蛮，尽量不去招惹他。他去镇上卖菜，也总是挑最好的市口设点摆摊，其他摊主都不愿意和他挨在一起，担心惹出什么祸端。
“水不能旱种，旱不能水植”，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水稻田包围着蔬菜地，村组干部担心“水包旱”会带来群众纠纷，多次劝说杨疯子不要种植蔬菜。他哪里肯听？谁劝说他就和谁急，还说少挣了钱村里会补贴吗？
话说回来，在承包地里种什么不种什么，当然由群众自己说了算，这也是承包合同中规定的。再说种蔬菜确实收入要比种水稻高出很多，杨疯子硬是要种蔬菜，村组干部也就没有理由阻拦了。
本来水田包住旱地，势必旱地湿度太大，这蔬菜就很难长好。而杨疯子家的地被挖了窑泥，比人家水稻田低很多，水往低处渗漏的问题肯定会很严重。结果，菜根全烂了，一熟就这么荒掉了，什么钱也没有挣到。
杨疯子夫妻俩急疯了，就找种水稻的农户算账，要求赔偿，人家自然不会答应。杨疯子明知是水包旱而硬要种蔬菜，烂了菜根凭什么让种水稻的人家赔？
两口子发疯似的大打出手，见人就打。种水稻的人多势众，大家围上来，把杨疯子夫妻俩摁在地上。俗话说骂无好言打无好拳，就这样你一拳头他一脚跟，两口子受了重伤住进了乡卫生医院。
杨疯子并未吸取教训，出院后又到种水稻的农户家动手动脚的大闹起来。村干部出面调解矛盾，可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肯让步。越调解矛盾越深，群众情绪越发激动。村里怕闹出人命，只好紧急向乡里汇报。
乡书记指示政府处理，乡长就要求副乡长姚关全权负责。姚关自己不到现场不说，也不指派司法民调部门的干部出面，只是安排农技员丽艳来处理，也许是想难为丽艳吧？
丽艳一到现场，群众就不吵了。只有杨疯子手舞足道的喋喋不休。经丽艳百般劝说，种植水稻的农户总算给丽艳面子，分摊了杨疯子夫妇的全部医药费。第二天杨疯子当着村组干部的面，拿到了医药费赔款，这事就算平息了。
然而过了几天，杨疯子又得寸进尺的对村组干部说，他们赔医药费就是承认了错误，既然错了，就得赔偿一茬蔬菜的钱。村组干部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杨疯子却说：
“你们不同意他们赔钱，是吧？田是村里承包给我的，那就村里赔。”杨疯子觉得，再找种植水稻的农户赔钱是出尔反尔，弄得不好还要被他们毒打一顿。村干部可不一样，不敢打群众，死缠烂打也要让村里赔这茬的钱。杨疯子是在打如意算盘，不要说村里穷兮兮的没有钱赔，就是有钱肯定也不会赔。
杨疯子经常到镇上卖菜，认识的人多。听说到北京上访，把事情闹大了，村里自然会赔钱。他到了北京，学着人家的做法，跳金水河，在天安门广场喝农药，乡村只好派人把他当宝贝接回来。他认为上访有了效果，村里领导都怕他。就想再给村里施加压力，回来没几天，他又去了北京。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很认真，让杨疯子从接访大厅去他们的办公室，想详细听听情况。
杨疯子听懂了国家信访局干部的意思，感到赔钱无望，就想搞点动静。只见他右手拿着打火机，左手拿着汽油瓶。工作人员还未反映过来，他猛的拔掉瓶塞，向他们泼洒汽油。两名工作人员很机灵，一个一把把他抱住，一个从他手中夺过打火机，避免了一场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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