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把触角伸向了县党校，老范组织中专班的全体同学到操场列队，接受专案组和受害人的辨认。
当受害者走到金诚面前时停下了脚步，她对警察说：“有些像又不太像。”金诚立即被带上了警车，并对其宿舍进行了搜查。警察欣喜的发现了一只帆布旅行包，受害人确认，她当时看到，犯罪分子手上就是提着这只包。
案发时，金诚说他在宿舍睡觉，但没有证人。因为周六下午同宿舍的其他同学都回了家，哪有人为他作证星期日早晨他在干什么呢？
警察认为金诚的体貌特征与受害人描述的比较相像，受害者也说“有些像”。
那只帆布旅行包金城供认是自己的，而受害者也说她见到的就是这只包，这成了受害人指认的铁证！
虽然金城反复供述，此包已于周六下午借给了老范，次日下午才还回来的。然而，此时谁还能相信金诚的话呢？
在严打行动期间，公、检、法三家是联合办案，共同审问，一次定刑，效率很高。金诚强奸未遂案很快被定案。
老范断定金诚没有作案，他去找办案人员陈述包的来龙去脉。但办案人员说，他自己都招供认罪了，再谈论包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
据办案人员介绍，最重可判金诚死刑。老范心急如焚，怎样才能救金诚一命呢？
七十年代初中期，他曾经搞过外调证明材料，公社公安特派员吩咐他，确定犯罪事实必须要有“五何三证”，缺一不可，办案的“五何三证”要素在他脑海中印像很深。可是当下，案发时，这只帆布旅行包明明在自己手里，怎么就成了金诚的犯罪物证呢？难道专案组的水平还不如七十年代的公安特派员？
老范回到老家，想让见过他提那只包的人作证，写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
农村人没有见过帆布旅行包，当时他提着包回家，在田里劳动的人都像见到了西洋镜而围了上来看个究竟。他再回老家提起这件事时，邻里乡亲谁不知道？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让大家签字盖上螺印，还让村组盖上了公章。
他以班长的名义为金诚写了一份申诉信，附上群众证明材料，复印了二十来份，分别送达县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和政法委、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以及专案组相关人员。
金城的案件，县里本来是作为严打典型案件进行公开宣判的，由于老范的执着，宣判被搁置下来。
过了两个月，纺织学校保卫科报告，有一个刚回校的学生酷似所描述的犯罪分子。
经审讯得知，该生因母亲生病请假回乡一周，于星期日大早提着帆布旅行包准备去长途车站乘车。走出学校大门进入教育路后，他看到附近有位少妇美丽动人，顿时产生歹念。回到老家后，他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去学校，便以母亲病危为由向学校去电话请了长假。后来，他打听到，已抓了个替罪羊，这才敢回学校的。在审问中，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金城出狱后，抱住老范大哭了一场，其身心的疼痛难以言说……
从此，他立志要当一名法律工作者，一生为避免冤案和扞卫公平正义而奋斗。全国律师资格开考，他就获得了司法部颁发的律师资格证书。后来，他一直在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司法局为了发挥他的更大作用，硬做工作他才同意当了公证处主任。
应声为金诚的不幸而唏嘘，为他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而赞叹，他恨不能立马会会这位公证处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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