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村长大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在大伯“和风细雨”惩罚了几个村民随地大小便的之后，广大村民迸发出了对公共厕所事业的巨大热情。最直观的影响是道路旁的秽物不见了，最直接的影响是粪坑很快就满了。
一大早，方仲永就被大伯喊到了公厕旁。看着一脸愁容的大伯，方仲永很是奇怪：“敢问大伯，为何发愁？”
“仲永啊，这坑这么快就满了，咋办？要是像往常一样直接泼到地里，不还是到处臭烘烘的吗？”看来大伯的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用担心。大伯请看！”方仲永说着打开了盖在第二个坑上的木板。
大伯虽然贵为村长，但农活也是要经常做的，倒也不至于“掩鼻而走”，只是有些不明白：“看啥？”
方仲永解释道：“这个坑中的粪水，已经沤了十来天了，其肥力要远远高于普通的粪水，臭味却没那么强了。往日，村民都是直接将秽物泼洒到庄稼上面吧？”大伯点点头。
方仲永继续解释：“直接泼洒，肥力几乎全被浪费了，而且会对庄稼产生一定的烧灼。观之不雅，且又臭气熏天。”
大伯点点头，充分发挥了一个优秀捧哏的作用：“那应该怎么办呢？”
方仲永准备将农学家的角色扮演到底：“倒也简单。庄稼旁边挖一个约四寸深（13厘米）的坑，把这个坑中的粪水加上一倍的清水倒进去，再把土掩上就行了。”见大伯半信半疑，也就不再多说。
就让事实来回应他的质疑吧！
其实，古代农业的普遍产量不高，不知道有效的施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长期采用“刀耕火种”的模式进行耕种。寻一片荒地，一把火烧了，再撒上种子，庄稼就算种好了。至于收获，就要看老天爷赏几口饭吃了。几年之后，产量低了，就认为是“地力用尽”，换一块地再来一遍同样的操作。
到了唐宋年间，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没有那么多的荒地可供轮换了。人们被动地进行了“精耕细作”，也逐渐知道了用草木灰、人畜排泄物增加地力的办法。但是，基本上都只是随意的泼洒，多数不进行掩埋，也很少有人知道积肥、沤粪对于农业增收的价值。
半个月后，方仲永家施了沤过的肥料的庄稼，明显比别人田里的粗壮了许多。看着差距明显的庄稼，村民们急眼了。都靠土里刨食呢，谁不明白能让庄稼长得好的东西是宝贝啊！可不能让方老二家吃了独食！
大家一拥而上，争抢起了这农家宝贝。但是全村只有三百多人，即便新陈代谢功能再强，又能产生多少肥料呢？于是，抢到手的得意洋洋，没抢到的愤愤不平。
方仲永怕争执起来反而不美，忙劝阻道：“这积肥之法，不只是这一种。还有其他的方法，大家听我慢慢道来。”众人闻言，也就不再吵闹，仔细地听方仲永传授秘诀。
其实积肥的方法虽多，但一般来说都是利用人畜排泄物、植物根茎叶堆积，依靠其自然发酵而成。当然了，如果露天堆放，会损失部分肥力。所以多采用挖坑、堆放、覆土的方法完成。由于单一肥料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原料就趋向于多样化。
待方仲永给大家解释清楚之后，村外一个干涸的池塘就倒了大霉。稻草，树叶，水草扔进去，算斯文的；鸡鸭牛羊的粪便倒进去，算中规中矩的。有豪放者，甚至准备当场制造些人类排泄物以增加原料。行动未遂，就被村长大人的一声怒吼给制止了。
看着欢欣鼓舞的村民，方仲永却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别看宋朝号称经济最繁荣的封建王朝，更有甚者把宋仁宗时期粮食的产量却并不是很高，仅仅只是比其他朝代少饿死几个人了而已。当时南方水稻亩产约三石（360市斤），北方的小麦产量就比较惨烈了，只有一石多一点，不到150市斤。若是以现代人的理解，一个人一年吃个二、三百斤粮米已经是够多的了。但那是在大量食用瓜果、蛋奶和肉类的情况下，并有较高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才会出现的结果。
现实就是，较低的亩产量，较高的赋税，使众多的大宋子民挣扎在温饱线上。在这一时期（几乎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普通百姓多是面有菜色，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因为粮食将将够吃，也就没有剩余的东西去喂养牲畜，也就无从获得肉、蛋、奶。每天只吃青菜馒头的人，体格无论如何也是比不过经常吃肉的人的。中原农耕民族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且野战少有胜迹，大概与食谱的构成脱不了关系。但是，也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
大伯见方仲永不是特别高兴，就打趣道：“怎么了？莫不是怕积肥多了，你家的庄稼就显得不够好了，抢了你的风头？”
方仲永苦笑：“大伯何出此言？我恨不得一亩地能打一千斤的稻谷，每个人的碗里天天都有肉吃。”其他几位村民连忙摆手：“不敢想，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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