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铜盯着老杨和小李看了很长时间。
“我也许会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而后悔。”老杨说。
“你在说什么呀？”
“我想，虽然昨夜发生的事与我们的业务无关，我仍可以等段时间再向总部报告。”
“你要帮助我吗？”
“你还记得咱们三个在广州一块工作的情景吗？”老杨出人意料地问。
“我怎么会忘呢？”
1934年3月16日，日本人绑架了情报局的广州情报站长。古铜、老杨和小李作为特遣工作组的成员，被派往那儿寻找站长的关押地点。古铜在那儿一直寻找到9月，然后他被调往内地从事反间谍活动。那几个月的夏日酷暑和特遣工作组成员的坚定意志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站长的下落始终没有找到。一年后，也就是1935年10月11日，日本人公开宣布了站长死亡的消息。
“沿着特遣工作组总部所在的那条街走下去，是个小动物园，”老杨说，“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不知道那个动物园里在内战爆发之前一共有多少动物，反正我们到达时，那儿就只剩下一头狼和一头熊了。那头熊不适应那种气候，真可怜。”
“后来，其中一个派系的一名狙击手决定玩个游戏，朝着任何去喂动物的人射击。他打死了那位动物饲养员，在后来的两天里，他又杀死了四个自愿去喂动物的人。于是，动物快要被饿死了。”
“这我也记得。”古铜觉得喉咙一阵哽咽。
“有天晚上，你不见了。当你早晨回来时，你说要拿着食物和水去喂动物。我劝你不要去，提醒你那个狙击手最喜欢干的就是开枪杀中国人。你告诉我，你已经关照过那个狙击手了，他再也不会来找麻烦了。当然，也许会有另一个狙击手代替他朝你射击，但你对此似乎毫不在乎。你决心保证那些动物不再挨饿。”
院子里一片寂静。
“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古铜问。
“因为我也曾打算去伏击那个狙击手，”老杨说，“可我鼓不起那么大的勇气来。我嫉妒你做了我本应该做的事。嘿，是不是很可笑？那边是个人类的苦难深渊，可我们竟为那两头动物担忧。当然，这也无济于事，第二天，一枚迫击炮弹把它们全炸死了。”
“但它们不是饿死的。”古铜说。
“没错。你是个敢说敢干的人。你指给我看一下，离这儿最近的电话在哪里，”老杨说，“我要通知总部说，我们仍在继续调查，让他们查一下，9月1日那天谁从车站的出租公司租借了一辆雪佛莱。那儿也许有不止一辆车，好在这个车站不大。”
“老杨？”
“什么？”
“……谢谢你。”
古铜坐在老杨和小李当天早些时候赶来时的福特车里，眼睛朝后车窗外望去，竭力压抑着痛苦的心绪。那似乎是永久的过去了。透过后车窗，他看到渐渐隐去的远景——山脉、盆地上那正在变黄的白杨、依偎在丘陵之中的土坯房屋、片片矮松和落叶松，以及高原沙漠绯红的落日余晖。
自从他一年多前来到这里，他这还是第一次离开圣菲。噢，他以前曾开车出过城——去钓鱼，或是到白浪上去放舟，再不就是去远足观光。但那些日子里去的地方都离圣菲不远，再说也很短暂，而且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现在他真的要走了——他不知道要去多久，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还能回来。他当然想回来，从心底里想回来，回来得越早越好。但问题是，他还能不能回来？他所投身的这次搜寻活动会不会导致料想不到的危险，使他再也回不来了呢？
从前在特战队以及后来作为情报特工，他执行过无数次任务。在这些任务中他之所以能够生还，部分是由于他的职业能力使他能够辨别什么是可承担的危险，什么是鲁莽蛮干。但作为一名专业特工，仅仅靠训练、经验和能力来作出判断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特别的态度——在责任感和客观情况之间保持平衡。
古铜从情报局辞职正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责任感，而且也对那种使自己深感孤立无助的客观情况厌倦透顶。但现在他深知自己重任在肩，这种责任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所承担的都要沉重。他一定要找到龚玉，这种决定是全身心投入的，是发自情感的，是痴情而执着的。他对她的爱是永恒的，她是他生命的聚焦点，他甘冒任何危险去寻找她。
他问自己，是任何危险吗？他的回答是毫不迟疑的，是的。因为，如果他找不到龚玉，如果他消除不掉压抑在心头的紧张情绪，他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他的生活将失去意义，他将会迷失方向。
他愁眉不展地望着车的边窗，注视着夕阳的绯红渐渐加深，几乎变成了血红。这时，他听到坐在前排的老杨说了句什么，是在叫他的名字。
“什么？”
“这里的人开车总是这么疯狂，还只是因为这是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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