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詹国强会提问老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消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延安可以通过联络员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詹国强他们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伪政府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性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常凯申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李广元啊，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常凯申，还是对詹国强，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吴四宝。把老师弄到的他们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日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吴四宝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常凯申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李广元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车站的附近还有几处电话可供使用。在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其他地方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其他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舞厅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那边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可以立即认出来)，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报告。既然政务人员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该守纪律的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出租界的工人领袖和罢课的学生，也披严禁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领导动人地称作为“国之栋梁”的头上了，他们这些“栋梁”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伟大国民政府”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国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
李广元在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霍里赫”牌汽车转了一圈，他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车，否则警察就要层层向上报告了(他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警察处理)。
李广元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硬币，他暗想，如果先打电话给吴四宝，立刻就会得罪常凯申。他曾对我说过：“您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您重新招了回来，只用了十分钟一切就办妥啦。”你看那个得意劲。我对他可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我目前面临的处境中，他可是一个“头号”人物。我应该先给他的秘书打一个电话，让他报告首长我已经返回，而且还要给我约定一个晋见的时间，因为我有极重要的情报需要面报在此之后才能给吴四宝打电话。好样的，李广元，你及时作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人们常说，相加数调换位置其和不变。别妄想了吧，情况还会变化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从酒吧间里那个小伙子向我传达返回南京命令时起一直让线头疼的那个讨厌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了。是的，当然罗，这不是命令，显然是一种请求。我不敢自问：“为什么我要回来？”也许因为我在延安虽然读的是我们这边的报纸，但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反倒比我坐在这里对于内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还要多得多？为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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