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不论哪级官学的老师，一个个全都是穷逼。
对读书人而言，穷可自然演化为清高，这些老师们就很清高。管你多大的官，你的命令正确我就听，但别想我给你好脸色，便是大明首辅来了照样摆架子。
为啥？
因为老师们无法升官，而且还穷得叮当响，也就没必要再巴结谁。顶撞了上官无所谓，一个破教职而已，谁爱当谁当，你牛逼就撤我职啊，更何况地方官没权力解聘老师。
综合以上因素，便是堂堂的一省布政使，见到官学教授也得以礼相待——跟一个穷酸计较什么？好处全无，还落得坏名声。
张邦臣是贡生出身，而且是岁贡。
即秀才考了几十年还没中举，由地方推荐去国子监读书，接着便等待朝廷分配工作，而且一般分配到各地当老师。
一旦接受老师职务，今生便升迁无望。
像张邦臣这种更惨，工资不足以生活，得等着学田收成过日子，遇到旱灾什么的就要饿肚皮。
但此时此刻，张邦臣却威风凛凛。
他跟别的老师一路行来，脚步虎虎生风，沿途学子全部躬身行礼。就像社团大佬带手下巡街，一路上都有小弟问候：“邦哥好，邦哥辛苦了！”
张教授来到司学大堂前，此处已站着十多人，皆为各长官司的副官，以及为童生结保的廪生。
正常情况下，各地知府和首县知县，都应该亲自到场参与监考。但贵州的土司们架子大，只派了个副官过来应付，席书也懒得计较那么多。
“提调官进！”
有吏员在西厅高呼，提学副使席书此刻正端坐在西厅。
提学官坐西厅也是有讲究的，跟西席的来源一样，都是源自汉明帝尊桓荣为师，请桓荣坐西朝东。
各路官员依次进入西厅，朝席书作揖行礼，席书面露冷笑，不予理会。
按正常情况，第一批进入的应该是知府。且知府不用作揖，提学官要作揖还礼。到了贵州这边，刚好给弄反，只因来的全是副官。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程番府知府。
席书直接走到程番知府面前，作揖行礼，程番知府也违制回礼。
程番知府由汉官担任，属于附郭省城的一个府。但其辖地，大半都被土司实际掌控，因为程番同知姓宋，这知府当得非常憋屈——程番府，就是后来的贵阳府，从此有了贵阳这个地名。
席书与程番知府互相行礼，这才退回自己的座位。
接着司学老师们进来，席书再次起身行礼。张教授等一帮穷酸负手而立，他们依制也是不用回礼的，这是老师们少有的风光时刻。
最后，为童生们作保的廪生，要全部站在西厅前，给提学官作揖行礼。而席书都不用站起来，更别提回礼什么的。
接下来的正常程序是点县名，叫到某某县，该县教官就要应声，然后跑去站在提学官身后。但在贵州嘛，这个程序直接省去，因为今天就没来几个县级官学老师。
随即点出作保廪生的名字，也全部站在提学官身后。
终于，轮到考生点名。
“贵州卫李珣！”
“有。”
“中曹司张仲！”
“有。”
考生们陆陆续续进来，就站在西厅前的院子里，随即拿着准考证去领自己的答题卷。接着前往搜检处，接受搜身检查，以防止作弊。
道试不能自选座位，答题卷、准考证和考桌都有编号，必须三者编号相同，才能通过核查并开考。
王渊慢悠悠研墨，不多时便得到题目：一道四书题，不少于200字；一道五经题，不少于300字。
四书题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果然就像沈师爷所说的那样，席书只考四书五经的第一篇，而这道题正是《孟子》的第一篇。
王渊写八股，就跟搞土木工程一样，先确定好总体设计，再拆开来分段设计，接着再一点点进行施工。
这道题谈的是利益与仁义，特别简单，但想写出彩很难。
王渊首先确定中心思想，即君子不是不言利，而是只言利有大害，讲仁义则不求利而得大利。
“君子惟仁义而不言利者，盖专利诚乱之始也。”这就是破题了。
接下来承题，简述只言利的危害。
然后起讲，阐述仁义的好处。
中间八股，详细讨论利益与仁义的辩证关系。
最后大结，盛世都是施仁政而利天下，君子都是践仁义而利家国，则万民皆可享其大利。王朝末世人人言小利，不追求世间大利，则引来大害降临。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认真听从先贤的至理名言。
顺便还拍了朱熹的马屁，说什么仁义就是天理，咱们都要悉心领会和践行。
其实王渊真正的想法，虽然也同意仁义为先，但关键时刻要靠利益去推动，可惜这种话不能在试卷上写出来。
（PS：没找到八股范文，本想自己写一篇，结果破题就破了半小时，内容咱就直接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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