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息不对等，战争中的双方经常容易误判对方的决心和行动，但也有杰出人物能够通过有限的情报分析出准确的信息。
夏国主李乾顺便从大同帝国准备了近一年时间才发起大战，并由浊轮寨和黑山威福军司先展开攻击等异常，判断正乾皇帝有一战灭亡夏国的企图。
其人乃尽发国内十五至七十岁男丁为兵，决意与大同帝国鱼死网破。
可惜，同军与夏国的老对手宋军完全不一样。
不仅战力强悍攻坚能力极强，且战术非常稳健，根本不惧夏军的人海战术。
而同军将军事仗和政治仗一起打的独特做法，更是让与宋军打了上百年袭扰破坏战的夏军官兵极不适应。
在战场上，同军将士不论是与夏军进行远程武器对射，还是展开贴身肉搏，士气变化很小，仿若一群狠辣无情的杀神。
可在战斗结束之后，军纪严明的同军官兵却能对夏国妇孺老弱秋毫无犯，还能对放下武器投降的夏军伤员悉心救护。
与建国后就不断接受汉化的辽国不同，汉化程度原本并不低的夏国建国后曾一度番化，国穷而民野。
但再如何化汉为番，也改变不了夏人仍是人的本质。
是人就会有畏死求生的本能，就会在同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双重作用下，做出明智的选择。
因而，大同帝国对夏国新占领区的消化速度比起辽地和宋地相对要慢一些，但也没有太大的困难，总体来说还算顺利。
而且，这种消化是编户齐民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的真正“消化”，并不是宋夏两国对边境番、汉部落和村寨的羁縻。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两国国力和战力都相差巨大，让冷静下来的夏人明白继续对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夏国实行普遍兵役制，百姓一家为一“帐”，男子年满十五岁成丁（远早于宋、辽两国），二丁取正军一人。
由此，其国国力最盛时，曾号称“甲兵五十万”。
但要看一个政权的军事实力，不能只看其能够动员的兵力多寡。
若是这样，人口数十倍于夏国的赵宋早就该一统天下了。
夏国境内沙漠高山占去大半，剩余的土地本就很少，其中还只有少部分能用于农耕，大部分只能采用于效率相对低下的畜牧。
土地不适宜农业生产，出产太少，养活的人口就有限。
离开了土地出产和人口基数，兵士、甲械、战马等战略资源只能是无根之木。
不考虑国家持续发展的“十丁取九”极限征召，鼎盛时期的夏国遭遇危机时确实可以征发“五十万”大军。
但这五十万中真正的“甲兵”只占其中的小部分，其余大部分都是甲械不全，训练程度低下，基本不能用于攻坚作战的辅兵。
由于大宋王朝近几十年来对夏国多次征伐持续放血，后者的国力已经大为缩水。
夏国如今的人口满打满算也就两百来万，再怎么极限征召，又能征多少兵？
所以，大同帝国战部在制定伐夏战略时，就没有考虑趁其不备、直捣兴庆府之类的“奇策”，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力碾压。
此战，同军先是以重兵屯驻陕西路威胁夏国正面，使其主力不敢轻动。
再以偏师自北至南多点突破，以牵制夏国大量辅兵和少量精锐；
最后，主力才由陕西路展开进攻。
为了打好这一仗，大同帝国前后准备了近一年时间，仅正面战场，就调动连第二、第三、第四共三个军和羁縻游牧武装超过十万人，正可谓牛刀杀鸡。
同军在大战略上虽然分出主力和偏师，但在具体战场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偏师。
任何一部，都能硬撼数量至少两倍于己的夏军精锐。
面对大同帝国的国力碾压，夏国主持防务的晋王李察哥手握着最重要的五万可机动精锐兵马，也只能步步后退，不敢与同军硬碰。
对蓄谋以久的大同帝国来说，此战的难点不在于怎样灭掉夏国，而是灭夏之后如何稳定控制其领土。
夏国虽穷，却是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大国”，其国土面积比赵宋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四分之一还要略多。
其中仅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土与大同帝国交界，其他大部分与新宋政权、吐蕃诸部、黄头回纥、黑汗、西州回鹘、残辽等势力接壤。
很明显，即便以大同如今的国力之强盛，想要稳定控制面积如此大且周边形势复杂的国土，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幸好，大同还有潜在的盟友——新宋政权。
如同当初夏国主李乾顺明知道联宋抗同才是最佳战略，却只能选择在大宋灭亡之际出兵争夺残宋领土以扩充实力一样。
形势窘迫的新宋政权，尤其是直面同军压力的秦凤三路宋军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而与夏国面临的窘境有所不同的是，作为正乾皇帝钦点的“华夏法统之争”的对手，新宋政权有资格教训破坏“华夏法统之争”的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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