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比如说当时的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济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场系统中的地位不高。
而子夏之儒不同，他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场朝堂之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
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子夏由于不亲自教课，而且已经享有了魏文侯师的至高荣誉，也就不计较了。
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
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
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而田子方是大儒子贡的再传弟子，所谓再传，就是实际上没见过老师，或者刚拜师，老师就去世。是师兄代替师傅传授技艺给他，或者靠自己研读老师生前的着作而学成。
由于田子方不是子夏的学生，只是跟随子夏来一起河西。而子贡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异类，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贡也叫端木赐，复姓端木，字子贡。
这货居然是儒商鼻祖，春秋末年卫国黎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客杰出代表，孔门十哲之一，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相国。还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也就是说，孔子身边当时就有马云，比尔盖茨这样的弟子，你想想这事是啥感觉？所谓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所以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
子贡以及其弟子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实际上，田子方此时教授的学生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而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的教授中还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精髓。这样就形成了另一个集团。也就是说，一个是子夏系。一个是子贡系。
此时魏文侯又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对自己的子弟进行教导指点。同时魏文侯需要发展经济和商业，所以着重是用田子方这一系的人。而田子方当时年轻啊，好控制。
同时魏文侯时，使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国的贵族很少得到重用。这样做的其实就是弱化和不完全信任子夏系的人，但是又不能明着来。
而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乐羊、西门豹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贵族。
这样在段干木及得到其真传弟子的教授下，魏国的公室贵族出现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太子击等等，成为魏国高级官员的一个主要群体。而田子方的这个非子夏系的晚辈后学，最后被迫逐渐融入到段干木这一支。
但是这样做的恶果就是，文候在世期间可以很好的制衡这两大集团，但是随着文候的去世，武侯的即位，这两个集团在魏国政坛争夺很激烈。
这个情况到了魏惠王时期，那简直是已经失控了，随着段干木等人的相续离世，田子方这一系的人才更加的肆无忌惮，独霸朝堂，再加上他们本身就对外交，经济，商业十分在行，魏惠王是既担心，又害怕，还不得不用这帮人。
当然魏文侯用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征意义却长期存在，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着。
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方面是吴起的军事改革以后拥有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这的确让魏惠王坐享其成了，魏国的国力让他吃了几十年的老本而不衰。但是害处也显而易见，后世很多人可能觉得，魏惠王几十个昏君庸才，放跑了孙膑，商鞅，范睢，要我说啊，多亏是放跑了，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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