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税赋是一个黑洞。
是任何一个朝臣，或者皇帝都无法触及的领域，即便是皇命，在执行的时候，也会被打折扣。
明末税赋自万历年间，加派征辽饷，再到崇祯年间，增加剿饷和练饷，在崇祯九年起，一年高达两千一百万两白银，而征三饷，是导致百姓揭竿而起，各地起义不断的主要诱因。
顺治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曾经下诏：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骨刮髓。
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诏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多尔衮深知三饷的危害，并且为此下达了必杀令，多尔衮这个人打仗不行，但是搞肃清，那是一等一的强，如此严厉的必杀令之后，有效果吗？
答案是否定的。
顺治二年六月，多尔衮就以【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征辽饷在被废止了一年以后，再次起复征收，而后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在同年九月份以同样的理由，再次恢复征收，仅仅剿饷累年征收就高达五百万两。
而崇祯年间，征辽饷是九百万两，剿饷是三百三十万两，练饷是七百三十万两。
故复照旧派征，就是多尔衮开始征收三饷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多尔衮用了很多次，顺治皇帝福临同样用了很多次。
从基本的田赋商税之后，巧立名目，在国家性质上，设立了耗羡、平余、落地、压税、帖捐等等税赋。
而旗人免税和旗人每月八两旗银的基础上，建立了如此多的名目的税赋，税负之重，比之明末有之过而无不及。
所谓永不加赋的康乾减税制度，就如同双十一提前涨价，消耗大量时间成本之后，依旧溢价购买货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而且真的永不加赋吗？不加赋？那就摊派嘛，左右不过是换个名字。
鞑清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防止所谓的海外反攻，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海禁，将沿海迁界“上自辽东、下至广州”沿海数十里地区，全部扫荡成为白地，将百姓们从沿海迁出，达成海禁的目的。
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这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是无价的。
就是迁民之后，这沿海数十里的白地迁界，他们本身承担的税赋，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地区。
而鞑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摊派。
【其（界内）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相比较明末，清政府在入关之后的苛捐杂税，远甚于大明。
不是清政府不愿意改变这种困局，是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
废除三饷后，仅仅一年，就不得不再次恢复三饷的征收，完全是这笔税赋，你朝廷不要，自有人去取。
你朝廷拿你的，我地方拿我自己的，互不干扰的绥靖，就是清政府入关之后，和反动地主、富户、缙绅、官吏们达成的妥协。
是多尔衮的错吗？
多尔衮这种打仗，打着打着都能当逃兵的主儿，它能承担的起这样的历史责任？
这么多反动至极的措施，多尔衮他可不配。
其实归根到底，为了完成统治，清政府的行为，完全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玩成了近似于奴隶制，才勉强保持了稳定。
即便是改朝换代都无法避免的赋税黑洞，毕自严终于是利用推广番薯这件事，要下手了。
“毕尚书呀，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黄立极品着茶，语气里带着几分的揶揄。内史监监丞并不在，不会记入起居注中，黄立极说话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毕自严看了一眼黄立极，跟这种人共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耻辱。
什么人呀。
“黄老师父。”朱由检的声音带着几分的训斥和严厉，对着黄立极说道：“景会掌司徒十数载，大明之顽疾，想必比黄老师父更懂其中的难处，景会肯做，黄老师父就不要阴阳怪气的嘲弄了。”
黄立极俯首说道：“万岁，臣是怕毕尚书没把事做成，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好心提点一句，为了贪功而冒进，是不可取的。臣是个坏胚，臣是艳羡毕尚书这等，能活的像自己个儿。”
黄立极是十分羡慕毕自严这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理想主义者，并且除了空谈以外，毕自严在皇帝的支持下，还能够脚踏实地的做事，能把握一切可以把握的机会，完成自己内心的理想。
读书人最高追求是什么，其实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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