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随长年待在边境，蒋家更是不问朝政，但是于朝廷之事，他还是十分关心，何况沈思嘉来自江南，他的父亲正是刚从杭州知府任上回京，南方灾荒，影响兵饷，蒋晖自然要问一问南边的情况。
沈思嘉这些年准备科举，却也并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父亲是一方知州，他对杭州的情况也颇多了解。如今蒋晖问起，他便便长叹一声，说起杭州的情况。
今年实在是多事之秋，春末夏初的时候接连半个月的暴雨冲垮了许多堤坝，好好的田淹了大半，百姓辛辛苦苦种的庄稼没来得及收就这么毁了。地里还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自然也无法重新耕种，虽说父亲已命人带领百姓日夜不停赶工，将地里的积水排出去，又挖了淤泥抬到高处，重新整了田地，但毕竟已经错过了庄稼生长的时机，重新开出来的田也不够分，每人只能分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等到冬天才勉强收上来一点粮食。本来南方富饶之地，百姓倒大多不愁温饱，如此一来，竟有大半百姓收上来的庄稼尚不够一家几口果腹，偏偏就是这样，朝廷看他们有了收成，竟催着要补交粮税。
沈思嘉说到这里更是忍不住叹气，言语中颇为不满：‘自古各地发生灾荒，按例该免此地三年粮税，今年灾荒如此严重，朝廷竟还要征收粮税。”
蒋晖未曾去过南边，却也见过灾年时百姓的惨状，闻言也皱了眉。只是他来时叔父刚给朝廷上了折子要军饷，朝廷忙着征税，大概也有这个原因。
朝廷征税，苦的是南边的百姓；若是不征税，苦的是边境的战士。这税，征还是不征，朝堂之上，想必也不是没有过争论。只是边境西有戎，羌虎视眈眈，北有突厥时常来犯，嘉峪关若破，北边平原再无要塞，敌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都，如此一来，朝廷不敢亏待边境士兵，两相权衡，只能将这粮税重重压在已经因灾荒苦不堪言的百姓身上。
此番举措自然有朝廷的难处和考量，沈思嘉毕竟仍是少年，虽中了科举，却尚未入朝为官，恐怕思虑尚不周全，又身处江南灾荒之地，亲眼目睹百姓惨状，对朝廷此举有所不满亦是正常。
“且如此关键时刻，竟要父亲离任回京，新派去的知州未亲眼目睹灾情，自不了解百姓的艰难，如今税收一事完全交给他，只怕也不会体谅百姓的难处。”沈向南任知州五年，外调任期已满，自然该回京，只是偏偏遇上灾年，若是能有他主持征税一事，想必会再与朝廷据理力争，免百姓重负，如今却换了一个并不了解情况的新人，既不了解灾情，亦对当地百姓无甚感情，怎么能指望他会为这些百姓上书减税呢？沈思嘉更是忍不住忧心忡忡。
蒋晖闻言叹息：“朝廷要用钱，自然要派能收上来钱的人去主持此事，沈大人爱民如子，多次上书减免赋税，又怎么会再让他继续主持此事？”蒋晖大约能理解为何要在这样关键时刻将人调走，边境军饷不发，恐生变局，在南边与边境之间，朝廷既做出了选择，以稳住边境为要务，这税自然必须征上来，既做了这等决定，一个爱民如子的知州便不是此刻的朝廷想要的官员了。
沈思嘉长在南边，又因他父亲的缘故与百姓多有交集，此番自然是为百姓鸣不平。
蒋晖身在边境，常年带兵，见多了边境士兵沙场搏命，一去不还，留下一家老小无人照料。
说起来，都是一样可怜。
蒋晖身在边境，每年看叔父一道道折子送上去催着朝廷要军饷，而这军饷却给的越来越少，越来越晚，管中窥豹，早知朝廷已经积贫多年，国库空虚，此番伸手找已经深受灾荒之苦的南方要钱要粮也是无奈之举，长久积贫必致积弱，朝廷一弱，则边境危亦。蒋家带兵在外，虽说为避嫌不过问朝政，但朝政与军政息息相关，又岂能全然不问。
蒋晖这么多年，也看清了不少问题，南方富庶，多年所缴粮税若是真的全进了国库，此刻也不至于如此捉襟见肘。再看京中那些勋贵之家，婚丧嫁娶，大笔的银子流水般花出去，每逢节庆，朝廷又有各番花样的赏赐，这些银子便都出自国库。由此便知所谓积贫，问题症结在于银子从百姓手中收了，大半进了某些私人的口袋，国库常年空虚，一旦遇到荒年，竟拿不出银子发军饷，只能依然伸手朝百姓要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这本是朝廷多年集结之问题，往常尚可勉强维持平衡，如今南方灾荒，只不过是将问题放大了呈现出来而已。
只是他身份所限，边境守将，便是知道朝政出了问题，也不好直接插手过问，以免引起朝臣猜疑。
可是沈思嘉不一样，他是沈家嫡长子，今年秋闱的新科举子，又有为民请命之担当，这样的家世，这样的心性，将来若能官居高位，既是朝廷之幸，亦是天下百姓之幸，只是不知他是否有这份入阁拜相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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