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企业主都愿意因为企业盈利的提高而愿意拿出更多的利益进行分配，这是将来面临的现实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最多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来加快数据的统计，减少运营环节不合理的地方，使得数据能够更快的正确反馈出来。
这个原因虽然会导致一定的延迟，但是至少利益还是会合理的分配给员工，总体上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关键还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强制企业主将收入的固定比例用来进行分配，这种情况会一直存在。”赵一说道。
“面对第二个问题，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够使得财富分配更加的公平和均衡，避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主持人问道。
“这个问题应该是政府考虑的事情，不过既然你问了，我也说说我的看法，仅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社会利益的分配一般会进行两次分配，第一次分配就是直接发薪水，也就是我们平时领域的工资，属于利益的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利益分配的最大部分，比较真实的反应员工的劳动价值，只是初次分配覆盖的范围非常小，只能覆盖企业员工。
所以我们还有第二次分配，也可以说是再次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是通过向高收入人群征税，用于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像低收入人群提供帮助。
通过税收是避免财富贫富差距拉大最主要的手段，不过在实际情况当中，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各种合理避税的手段来规避纳税义务。
反而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因为资产不少不多，且没有太多手段合理避税，他们反而成为了征税的大头，这将会是这方面长期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税收越复杂，对富人来说，合理避税的能力就越强，想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就必须要让税收制度尽量的简单明了，且无法钻空子。
除了第二次分配之外，未来还有可能会进行第三次分配，也就是企业利益强制分配，让企业必须拿出一定的营收收入比例来进行再分配。
具体如何操作还有待研究，有的企业利润非常高，有的企业利润非常低，同一个比例的强制分配利益，员工获得的收入是千差万别。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也是将来社会利益分配最重要的议题，大家可以为此展开研究和讨论。”赵一说道。
“具体到您旗下的企业，您准备如何做？我们都知道，您旗下的企业非常多，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高收入企业，也有经营普通业务的企业。
这里面必然会导致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各个企业员工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您应该有比较通盘的考虑，如何平衡这方面的关系？”主持人问道。
其实主持人的意思除了明面上的意思之外，还有潜在的问题，那就是他如何保证他旗下的企业愿意拿出更多的利益分享给员工。
只是他毕竟是两院院士，且财富庞大，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明目张胆的问不太好，所以才比较隐晦的问这个问题。
赵一本来是可以当做不知道，但是显然他没有想着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确实是需要思考的，也不容他回避。
“既然你问到这里，我也就不打算卖关子了，也就是前面说的，我打算做的后续安排。”赵一说道。
“哦，愿闻其详！”主持人说道。
“大部分听到我旗下有这么多企业，都羡慕我有如此庞大的财富，这是人之常情，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是对我本人来说，这些财富有和没有没有太大的关系，前面我说了，我本人就从来没有从这些企业拿过钱，这些财富也就只是和我有名义上的关系。
而且我本人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财富，财富再多也只是一日三餐，而且通过技术授权，我就足够过的很舒服，没有必要要那么多的财富。
所以从这些企业创办的时候，我就不认为这些财富就属于我个人的，可以任我挥霍，我把自己定位在社会财富的管理者的角色上。
也就是说，这些财富虽然名义上属于我的，但是事实上是社会财富，只不过是通过我的企业体系来管理这些财富而已。
可能大家觉得我这话有点沽名钓誉，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真的如此的话，要不就把这些财富捐献出来。
说实话，其实如果能够保证这些财富被全民所享，我本人是不介意将这些财富捐献出来，只是我知道，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理想了。
可能在初期大家似乎都分享到了财富，似乎人手一份，其实资本可以通过种种方法，将分配的个人财富逐渐集中起来，依然改变不了什么情况。
这就像是古代的土地分配一样，开国初期都会分配很多田地给百姓，但是只要时间一长，还是会诞生大量的地主，百姓手里拥有的田地越来越少。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单独的个体是无法和有组织的资本和官僚阶级相抗衡的，他们有的是办法将你们的财富变成他们的财富，而个体却是无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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