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九十五万钱，低于一百二十万钱的，按照六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一百二十万钱，低于一百八十万钱的，按照四税一缴纳商贾税；
高于一百八十万钱的，统一按照三税一的比例，来缴纳商贾税。
商人的行商所得，由水衡都尉按照商贾的货物购买价格、出售价格，以及购买、出售数量来核算，其余人力、损耗等成本，按照当地平贾给出的标准计算。
水衡都尉需要在每年春正月之前，核算出天下商人去年的盈利，以及应该缴纳的商税，商人务必在春三月之前，把应该缴纳的税款上缴当地官府，并由官府转呈长安，地方官府不得截留商贾税。
发现商人谎报收益，逃税、漏税的，抄没所有财产，完为城旦舂，当地县衙一百石以上的官员处以流放河南（河套）、安东的处罚，郡衙当年的审计课为殿。
在核算出商人去年的行商所得，以及应当缴纳的税款之后，核算内容需要在商人所在的县衙外公示一个月，当地百姓对核算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到当地县衙或郡衙举报，县衙、郡衙务必上报水衡都尉。
如果最终审查结果属实，举报的人按照被举报商人家产一百分之一的比例赐给奖赏。
太宗皇帝推出的《车船律》，以及修改、完善的吕太后《金布律》《津关律》，被后来的世宗孝文皇帝统一归为了《商税律》，具体的内容被我写到了《货殖列传》当中。
这三条律法，将汉室天下从正武三年开始兴盛起来的商贸稍稍抑制住，让天下的商人愈发变得遵纪守法起来。
尤其是在《车船律》推出按照商籍上的户主，作为税率比例核算主体之后，天下许许多多的大商人，如蜀郡的卓氏、程郑氏，荥阳的任氏，洛阳的师氏等，都把财产分散在了家中子侄的手中，分离成了一个个资产数百万，每年盈利不超过三十万钱的小家庭。
这样一来，原本呈现出大家族，大宗族雏形的商人家庭，自此成为了一个个小的家庭，天下从此很少出现地方豪强势力大，地方的二千石官员不能治理的状况。
文鼎十四年，水衡都尉核算商人收入的模式，也被御史大夫用在了官员收入审核当中，从此时开始，汉家的受贿之风开始逐渐减少。
汉室的官员俸禄虽然不低，但随着汉室百姓愈发富裕，粮价就越来越低，官员拿到手的俸米其实越来越不值钱，再加上御史大夫属衙开始严查官员受贿，整肃贪污腐败的败坏风气，官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当时在担任廷尉的张释之，每年能得到朝廷二千一百六十石的麦面作为俸禄，但在御史大夫属衙开始审查官员资产之后，也萌生了告老还乡的意图。
身边的好友问张释之：阁下努力这么多年，才得到了如今九卿的位置，为什么想要告老还乡呢？
张释之说：做了这么多年官，我兄长的资产被我花费的越来越少，如今，兄长要面临水衡都尉的商税核查，我也要面对御史大夫属衙的官员核查，再这样下去，我怕等我在廷尉的位置上老去，兄长的家产就要被我花费的一点都不剩了······
这就是后来张释之留下的典故：久宦没（mò）仲产。
在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太宗皇帝找来了已经从丞相的位置光荣退休的故安侯申屠嘉，问道：难道不让官员贪污，是我做错了吗？
申屠嘉思考了一会儿，说道：陛下愿不愿意到臣的家里去做客？
太宗皇帝不明所以，但碍于申屠嘉的颜面，还是答应了下来。
跟随申屠嘉走进尚冠里的街道，太宗皇帝脸色隐隐带上了一丝骄傲。
身旁的平阳侯曹奇好奇的问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说：尚冠里的功侯贵勋，都把家里的门面布置的威武不凡，这说明我没有辜负高皇帝的重托，把功侯贵勋都照顾的不错吧？
曹奇想要出言反驳，却不知说些什么。
一旁的申屠嘉也只是默默不语，只带着太宗皇帝徒步走向自己家的宅子。
走到故安侯府面前，太宗皇帝的面色顿时僵硬了下来。
在尚冠里，太宗皇帝看见功侯勋贵的家门口，无一不是用两头石狮装点门面，大门也都是用红色的漆刷的亮堂堂的，十分的富贵奢华。
但申屠嘉的宅子看上去却没有任何装饰，门也是用普通的木板做成，上面既没有漆，也没有明黄色的铁钉作为妆点。
申屠嘉的妻儿都来到了门外迎接，身上的衣服也都只是普通的布衣，并没有锦缎、齐纨的踪影。
除了申屠嘉的妻儿，门内也只有一个老管家，两个小门房跪地迎接，并没有像其他的功侯家里那样奴仆数百，子侄满堂的状况。
太宗皇帝顿时感到羞愧不已，说道：我没照顾好故安侯，实在是辜负了太祖高皇帝的交代，还请故安侯开口，需要什么，我这就叫人从少府去取，故安侯家的宅子，我也叫宫里的人来修。
听到太宗皇帝的这番话语，申屠嘉笑着露出了嘴里已经没剩几颗的牙齿，说道：臣家里什么都不缺，还请陛下入内，简单地吃一顿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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