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德猜的不错，河东世家与朝堂上的关系果然不像表面那般和谐。
又或者说，世家与朝堂大佬们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只是单纯的与皇帝陛下合不来。
这有点像后世开公司，员工与领导层的关系总是有好有坏，但大部分员工都会在背地里骂老板黑心。
当然，杨广这位老板，是不能用这么low的词汇去界定的。
史学家们为了定义他的是非功过，简直要吵破了头，最后只能勉强冠以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野心勃勃”。但只说野心，却又小看这位隋世祖了。
作为皇帝，他的格局和远见是没的说的。前推六百年，便是号称“穿越鼻祖”的王莽，也绝壁没有他看的深远。
无论是开凿运河、完善科举，还是连通西域、南下百越，都是利在千秋的。无数后人都为此得利。
就算是眼下被人诟病的远征高句丽，那也是事出有因。
大概后世很少有人知道，杨广他老子隋文帝杨坚也打过一次高句丽。原因便是后者联合西突厥屡屡犯边，不断试探大隋对边界的底线所在，对辽西的垂涎傻子都看得出来。
国土是皇帝的逆鳞，触之则死。
于是杨坚决定揍他，派了汉王杨谅起三十万大军出征。结果因为天气恶劣又遭遇瘟疫，仗还没打起来，隋军就死的差不多了。
这件事，一直是大隋朝堂乃至天下百姓心里的一个疙瘩。等到杨广上位，高句丽又蠢蠢欲动，新仇旧恨加起来，就彻底激怒了这位本来脾气就不好的皇帝，直接尽出全国兵力，御驾亲征。
结果嘛，上过初中的都知道。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要是这事到此为止，杨广回到京城后卧薪尝胆，总结经验，未必不能上演一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戏码来。
但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个急性子。别说十年，一年他都等不了。
他在登基为帝之前就带兵替他爸爸灭了陈国，平了江南。登基后又北击契丹，南征吐谷浑。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而且就以高句丽那种得了便宜就卖乖的尿性，现在不揍得他跪下叫爸爸，回头他不得上天？
于是仅仅是在第二年，大隋还没在损失了数百万民夫青壮的伤痛中缓过乏来，皇帝便又下令，开启了第二次东征。
再雄厚的家底，也扛不住这么个造法。这就好比去投资，杨广投的全是那种二十年才见到第一笔分红的买卖，却不想想下个月的伙食费都要掏不出来了。
他不在乎。
老虎不会对猎狗解释它为啥吃肉不吃翔。
同样的，高绝的远见也养成了皇帝陛下自负的性格。他懒得和大臣们解释必须把高句丽尽快打残的原因。
他自己知道只要熬到这一波投资回本就发财了，眼前的困难他可以忍。但陪他一起做买卖的世家贵族却觉得风险已经高过了预期。
弘农杨氏首先提出了要撤资，可杨广不答应。于是杨玄感就趁他第二次东征时起兵造反，想摘他家里的桃子。
当然结局很遗憾，杨广第二次东征没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实力保留的很完整。打高句丽未必能赢，打他却是绰绰有余。
而到了第三次东征，世家们便都有些肝儿颤了。董事长一意孤行，眼看资金链就要断了，工人们都在闹事，他却还要把现金流往外砸。这样下去公司不就要破产了吗？
于是在第三次东征时，杨广就连兵都召不满了。大部分州郡的青壮都假借自残以逃兵役，世家子弟更是跑路的跑路，隐居的隐居。实在藏不住了，干脆就投了乱党。来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就连李建成的府上，都养了许多逃兵役的门客。而河东柳氏更是在永济以西，沿黄河东岸至中条山下的农庄里修建了无数棱堡箭楼。关中外有险关隘口，这种军事设置修在河东腹地，防的是谁，大家心知肚明。
大家的想法很一致：董事长是指望不上了，但自己的家底说什么也要保住，大不了就独立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所以各地的民变看起来闹的凶，但真正揭不开锅的那些人是没力气折腾的，大部分搞事团伙的背后，都有至少一个世家在支持。
因为只要地盘上有人造了反，就不用再给朝廷缴税了嘛。
“不过河东距离东西两京太近了，朝廷大军朝发夕至，短期内大规模的起义肯定成不了事，顶多就是几个小股盗匪四处流窜。只要皇帝一天不离开东西两京，河东世家便一天不敢冒头，谁联系也没用。”
李大德和王伯当此刻坐在一处偏院的凉亭里，正听前者在那胡吹：“但河北和山东便不同了，已经闹了两年还没彻底平息下来，世家们的胆子就大了。就算眼下的几股义军被灭掉，很快便会有新的冒出来。而你要做的，就是去分桃子。”
王伯当已经知道他这位恩公嘴里不时冒出来的“桃子”，并不是真的桃子，而是根据语境的不同指代万物，于是便问道:“恩公，这分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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