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815年，拿破仑皇帝复辟重建了百日王朝，他又为皇帝效劳，所以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他不得不流亡国外，直到1820年才被赦免回国。
由此可见，巴萨诺公爵资历深厚，尤其是和波拿巴家族的渊源极为深厚，虽然论威望不如塔列朗亲王，但也算是半个“元老”了，从1792年踏入政界开始，巴萨诺公爵已经在政界和外交界当中已经历经了四十年沉浮，经验丰富，更有着同各国的关系网——艾格隆把这么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了他，足以体现出对他的尊重和殷切期待。
在原本的历史线上，1830年奥尔良公爵篡夺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之后，巴萨诺公爵转而投入到了新王朝的旗下，路易-菲力浦国王在1834年曾经还试图任命他为首相来组建内阁，可惜因为他在议会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而组阁失败。
正因为一度和奥尔良派合作，所以他和其他波拿巴家族的支持者产生了嫌隙，之后也没有再参与到波拿巴家族的复辟运动当中。
不过再后来，他的儿子，第二代巴萨诺公爵拿破仑-约瑟夫-马雷，在拿破仑三世复辟帝国之后又成为了宫廷的廷臣，一度被委以重任，马雷家族时隔半个世纪再度为帝国效劳了。
当然，在这个被艾格隆改动了的世界线当中，“未来”的动摇反复并没有发生，巴萨诺公爵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了艾格隆这一边，他被委以重任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人会为此感到意外或者不适合。
在巴萨诺公爵的领衔下，这一支人数不多但地位显赫的代表团就悄然度过了英吉利海峡来到了伦敦，他们受到了英国政府礼貌但又刻意保持距离的接待，然后就被安置到了法国大使馆当中。
从这种接待当中，他们都感受到了英国人暧昧不清的态度——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样来对待突然重新返回舞台中央的波拿巴家族，所以还在权衡当中吧。
另外，英国如今的政治环境也确实让政府无暇他顾。
在代表团刚刚踏上英国土地不久，6月26日，年迈的乔治四世国王终于如同外界所预料的那样逝世了，由于他唯一的合法子女夏洛特公主早已经先他而去，所以他的弟弟、已经65岁的克拉伦斯公爵威廉登上了王位，史称威廉四世。
在这种情况下，忙于处理王位更迭的英国政府，自然也难以集中精力来处理代表团的问题。
所以，在递交了觐见首相的申请之后，代表团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只能呆在大使馆当中静静等候消息，只能以看报纸、玩牌或者在经过许可的情况下访问各界人士来打发时间。
身为拿破仑皇帝的私生子，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当然对英国人绝无好感，但是却也谈不上憎恶，他对这个他还从没有踏足过的国家深感好奇，相反设法想要弄懂它的政治体系和它的风俗人情、乃至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便为自己未来的工作所用。
同时，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也深刻地明白，在国际事务当中，个人感情是绝对需要摈弃的因素，一个成功的外交官应该是翻云覆雨的大师，今天的敌人明天就可能成为朋友，“爱”和“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甚至可能有害。
如果他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他就必须成为另一个塔列朗亲王（当然私德必须好一点）。
所以，他抛弃了过往的成见，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和书籍，观察着这个国家的舆论动向以及其他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他勤奋的态度，也让身为团长的巴萨诺公爵感到非常满意。
在年迈的巴萨诺公爵看来，虽然血统出身给了亚历山大很大的机会，一开始就可以一步登天，但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上，如果没有本事，摔下来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罗马王绝对不会对一个私生子哥哥手下留情。
所以，亚历山大没有因为自己的血统而沾沾自喜，还能保持清醒和理智，让他有一种“孺子可教”的感觉。
巴萨诺公爵当然也十分清楚，既有靠山又自己努力，年轻的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注定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公爵本人出生于1763年，今年已经67岁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肯定时日无多，但是他创下的家业、他的公爵头衔是他一生奋斗所得到的成功，是可以传递给自己的子孙的——而他的子孙自然未来也会为帝国继续效劳。
所以，哪怕为了子孙计，交好亚历山大也是必要的，对自己一家的未来也极为有利。
正因为如此，所以巴萨诺公爵也和塔列朗一样，经常把自己的这位秘书留在身边言传身教，把自己各方面的经验传授给他，时不时还会跟他讲一些当年各国的宫廷秘闻，让亚历山大大开眼界。
这一天，巴萨诺公爵又在午餐后和亚历山大闲谈，而这一次，他们的话题是来自于法国的消息。
艾格隆在巡游里尔的时候，发表的公开言论，经过报纸的刊载和转载，终于流传到了英国，然后很快就成为轰动性的消息，各家报纸都在使用耸动的标题来报道这些发言，并且让专家进行了各种“分析”，有些夸大其词的煽动甚至让人感觉战争仿佛明天就要爆发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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