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说来话长，还要从太祖说起……”王浩一看都不让走了，只好坐下来打开了话匣子。只要开国侯肯听讲多久都没问题，但愿听完之后能打消去高丽跑商的想法，太不划算了。
“得，叔父还请移步餐厅，咱边喝边聊。”洪涛一听，好嘛，都想当初了，看来碰上高丽问题专家了
那就慢慢听吧。
王浩真从宋太祖说起的，也确实该这么说。宋朝的海商之所以繁荣，其主要原因不是宋人喜欢做买卖，而是从宋太祖开始就鼓励和外国人贸易，这叫上行下效。
雍熙二年，宋太祖颁布了商业税法把经商法律化，给商人披上了合法外衣，不用再担心朝令夕改、秋后算账。
光颁布法律规范商业环境就够了吗？宋太祖觉得远远不够，还得帮刚刚起步两眼一抹黑的商人一把，于是又在雍熙四年向东南亚派遣了八名内侍，以国家的名义到当地替商人们规划贸易路线。
这有点像后世商务部派往驻外使领馆的商务代表，专门引导国内商家在外国开展商业活动。不得不说宋太祖这一举措太超前了，超前到洪涛觉得他也是个穿越人士。
有了朝廷撑腰，沿海一带的海商自然胆子就大了起来，步子也大了一些，从而造就了从北宋开始的对外贸易高峰，若是没被蒙古帝国打断的话保不齐还是大航海时代的开端。
而北宋和高丽的官方交往比东南亚诸国还早十多年，建隆三年高丽王朝就派遣广平侍郎李兴佑、副使李励希、判官李彬向北宋朝贡，拉开了两国断断续续、时好时坏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
为啥说是断断续续、时好时坏呢，和洪涛想的一样，高丽并没有什么货物能拿出来进行贸易，对北宋没有太大经济意义。
但是高丽和辽国接壤，北宋历任皇帝都把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归为大战略，不得不重视。宋辽关系一紧张北宋和高丽的交往就紧密，宋辽关系一缓和北宋与高丽的交往就冷淡。
宋朝明白这个道理，高丽人也不傻，他们是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间求生存，谁也不愿意得罪，和谁都不能太亲密，必须当个墙头草，以便获取利益最大化。
在这种大环境下，宋朝商人和高丽商人的贸易活动就不得不带上政治『色』彩了。一旦宋辽关系紧张，边关榷场关闭，辽人无法获得宋朝的货物，于是高丽商人就成了天然的二道贩子。
他们从宋朝南方购买丝绸、茶叶、瓷器、布匹，说是拉回国贩卖，其实多一半都用更高的价格倒手运到辽国去了。有时候还会高价雇佣宋朝工匠刻制雕版，也送往辽国，这是宋朝市舶司严令禁止出口的货物。
高丽商人这么做也没错，商人逐利嘛。但宋朝商人里也有只认钱不认国的，看着高丽商人倒手货物赚大钱眼红，干脆也别等高丽商人当二道贩子了，咱自己干吧。以出口高丽的名义获取市舶司官凭，然后在海上拐个弯直接运到辽国港口去了，百分百的走私。
苏轼在杭州当官的时候就上书朝廷谈过宋朝和高丽民间走私贸易的事情，还亲自抓过几批人。
神宗皇帝也下过诏，刚开始是禁止宋朝民间船只去高丽从事贸易活动，抓到各种罚没判二年，后来改为必须获得市舶司的公凭才准许民间商人与高丽互贸。
但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就难免有人铤而走险，民间走私屡禁不止。为了争夺贸易机会，这些海商除了利用贸易手段之外歪招也层出不穷。最普遍的就是在高丽勾结当地官员，以各种名义盘查往来海船，从根本上打击竞争对手。
明州是朝廷规定唯一能和高丽、日本贸易的港口，当地市舶司盘查严格不好『操』作。于是泉州和漳州的海商就捷足先登，成了向高丽走私的主力。
除了泉州、漳州海商太多，没有建立市舶司管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泉州人在高丽当官的比较多，老乡见老乡还不流行背后来一枪，互相帮衬是主流。
王浩是福建路人不假，但不在泉州，而是漳州海口镇，与泉州海商不仅拉不上关系，还是天然的竞争者。
当初也有漳州海商跑过高丽航线，但没斗过泉州海商。既然高丽的港口已经被人家占了，又没有非拼命争夺的理由，何必去触霉头呢。
不光泉州海商有常年在高丽都城开京居住的，高丽商人也有定居在泉州附近的，还在中游的南安县弄了个聚居区，当地人称新罗村。
“还有新罗村？这得算是侨民了吧，不知叔父能不能找到可靠的高丽人？”听了半天，就这个消息最让洪涛感兴趣。
“大人还要去高丽！”王浩端起酒杯也不让了，一仰脖干掉，费了半天唾沫合算都白说。
“叔父放心，在陆地上本官还不敢说想去哪儿去哪儿，到了海上就没人能挡住喽。不过开京确实是个问题，人家先站住脚，强龙难压地头蛇。要是叔父能找到高丽人做通译，我们可以不去开京，在南边找个合适的小港，难不成泉州商人把整个高丽都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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