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节，三日后咱们在这里开个会，两省代表最好都能参加，贡齐愿意的话也可旁听.银州路途遥远，他们有代表在此地吗？”
洪涛来之前就做了几种预案，其中最坏的处境就是富姬已经被扣留，自己到了也是人质的命运。目前看来还没那么糟，当地官员和百姓也没真的打算和大宋决裂。他们只是要表达不同意见，方法激烈了一些。
既然没有太危机的情况，那就不用着急了，先过节。其实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份通牒，朝廷也没有什么压力，不至于马上激化矛盾。
跟着洪涛一起来的，除了几十名卫队之外还有一张圣旨，同样的旨意也会在元宵灯节过后明发各州府，内容都一样。
兵权交还朝廷，名义上皇帝是大宋最高军事长官，但必须由议事会军事委员授权。以后委员会负责授权审批军费，兵部负责日常训练招募，枢密院参谋部负责战时指挥。
摄政王王诜引咎辞职，免除一切职务以及在任时的法律责任，依旧保留凉王爵位和该享受的待遇。
这份圣旨洪涛拿出来的时间有点晚，是在和几百名来自湟州、凉州的代表们开完会，并取得了共识之后才告之。此时代表里比较激进的一拨人也无法再煽动其他代表一起反对了，俗话说的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洪涛把这个道理活学活用了一次，虽然没把代表们折腾竭，衰是肯定衰了。更主要的是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新政并不会因某个人的上台或者下台受影响，不管这个人有多厉害。
这个厉害的人正在按照规则给大家做出了一次活生生的表率，以后碰到类似的事情不用再去琢磨那些乱七八糟的选择了，直接照例办理，不敢说有多正确，但绝对不会错。
而新政也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能决定的，它已经融入了所有人的生活。目前不是要琢磨该如何迅速推广新政，也不是让新政压倒一切，而是该让尽可能多的人在新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引咎辞职！在宋代是个新名词，也是一种新做法。宋朝有类似的潜规则，比如说正相如果受到御史中丞的直接弹劾，且有真凭实据，必须主动辞职，由副相替补。
这主要是皇帝为了制衡相权的手段，也是士大夫阶层一种自发的要脸面行动，真正实施起来并不是非常容易。御史中丞弹劾宰相是要负很重责任的，不能随便张开嘴就说。
说对了宰相下台，说不对就算诬告，免职都是轻的，搞不好就远窜三千里了。所以真受到此种待遇的宰相好像也没几个，只能算一种威慑吧。
官员的任免以前都是由朝廷定夺，很多时候为了保全集体利益，就算你真的犯了错甚至犯了罪，同僚们也要抱团的保护你不被处罚。
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你人缘好，而是不能开这种先例。大家都是当官的，谁敢保证在工作中不犯错，犯了错就丢官受罚，生存环境太恶劣，不舒服。
你犯错了不受罚，其实就是在保护我自己，哪怕咱俩平时不对付，我可以想办法把你搞下去，但绝不允许你被老百姓搞下去，这就是团体利益。久而久之，这种团体利益成了惯例，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所以才会出现官官相护这么个词。
引咎辞职一出现，还是发生在大宋第一等王爵、高官身上，带头作用不言而喻。再加上朝廷故意推波助澜，报纸玩了命报道，抽丝剥茧的往深层次分析，一个不是惯例但又比惯例还惯例的惯例在很短时间内就成型了。
为了让这种惯例更惯例一些，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因此事而引咎辞职的地方官员从高官到县长不下十几位，在朝野上下引发了很大震动。
原本大家只是觉得新政下的官员不好干了，没有太具体的上官可以奉承，政绩好坏、升迁与否、工资待遇高低并不是谁说了算，而是谁们，弄虚作假的难度和成本大幅度提高。
这件事一出，所有官员心里都不由自主的一抽抽。合算以后当官也得要脸了，犯了错没法再互相包庇，不光不能包庇，还得主动辞官，辞晚了就得被报纸弄个灰头土脸、声名狼藉。
也不光是官员难受，想当官的人也得琢磨琢磨，权利受限、责任重大、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位，到底该不该去玩了命的争夺呢？具体数字没人统计过，但按照人性推论，肯定有一部分人不再把当官做为人生的第一要务。
相比当官而言，去干点别的好像更容易成功，尤其是当商人、农场主、工坊主的地位越来越高，很多时候比官员还风光、比官员还气派。
有关摄政王引咎辞职的讨论从官场到民间，沸沸扬扬到了初夏还没结束，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各大报纸算是有活儿干了，极尽挑拨之能事，生怕话题冷落下来影响了发行量，挖空心思的四处找人写文章加温。甚至有胆大的还找上了摄政王府，打算花高价求摄政王也来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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