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娟临产前三个月，母亲写信让我带着她回了老家阳华，在老家，海拔低，医疗条件好，孩子以后有父母照顾，总比在高原林区安全系数高些。
父亲两鬓白完了，精神也不如以前那么好了，经常在里屋一呆就是大半天。我给父亲削了个苹果进去，有意瞟了一眼，桌子上堆的全是材料。
父亲让我也看看，说是看看对你自己有用的。
材料里有过去的老工人给父亲写的信，有现在收集的资料，父亲用一个笔记本认真地记下了重点，然后自己编写材料，还学会了刻蜡纸自己印材料。
我意识到父亲在干一件大事，一件和以往当公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拿枪的手拿起了笔，晚上经常奋笔疾书，白天则骑车到邮局寄送材料。
父亲现在跟过去简直是两回事，退休就跟消失了一样，从来不参加离退休老干部的慰问会，局里上门拜访慰问的人也不给面子，连门都不开，反而经常带老工人一道到省林业厅“闹事”。
兢兢业业工作至退休的干部，退休后却站在了单位的对立面，这反差很多人都不理解。又不是吃不起饭的人，怎么会这样呢？
父亲说：表面上看，我好像是丢人，但丢的不是我本人的脸，我并不缺吃穿，但我站出来，为的是千千万万的青山工人，他们在最艰苦的工段干了一辈子，如今退休了，待遇得不到保障，医药费报不了，甚至有人病死在床上，数月无人知晓。他们有很多是我在生活紧张时到内地各县招的工，我有这个责任，让他们晚年过得好一点。
和父亲一起上访的吴洪林，是父亲的战友，原来是121林场三工段的段长，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省劳模，在一次扑救山林火灾的过程中，不慎摔下悬崖，左腿粉碎性骨折，救治不及时，被迫截肢，提前退休回老家了。
吴洪林现在居然在省城乞讨，摆块纸壳子，将工作证、退休证、劳模证、医院证明放在上面，尽管如此，他的脸还是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纹丝不乱，一点不像那些裸露残疾身躯、褴褛衣着的职业乞讨者，围观者感慨不已。他用他的人生现身说法，要给森工人讨一个说法。这件事情在省城对森工系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父亲和吴洪林成为上访者中最具典型性、影响力最大的组织者。只要他们一发起到林业厅“吃大白馒头”的号令，散居各地的森工退休工人便闻风而动，轻车熟路地到达林业厅大楼。他们或者在大厅里席地而坐，或者到办公室占据座位，手里拿着请愿书一动不动。林业厅的干部职工拿这些老工人，特别是一些伤残的老工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到了饭点，林业厅食堂还得端来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大盆的土豆烧牛肉。
梁厅长也是父亲和吴洪林共同的战友，当年都在公安师的通讯连，父亲是排长，梁厅长还是父亲的手下班长。在一次战斗中，梁厅长腹部中弹，在战地医院简单手术后，感染导致肠粘连，被送回了成都，一直养伤，在剿匪结束后留在了成都，分配进了省级机关。因为有战功，梁厅长幸运地被保送进了大学深造，毕业以后仕途非常顺利，先后当过秘书、办公室主任，还下派到地方当过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一路顺风地当上了厅长。如今还是一副白面书生儒雅的模样，看起来比父亲和吴洪林至少年轻十岁。
父亲是写血书主动申请到了最艰苦的古锦森工，当了一辈子派出所长，履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吴洪林转业后当了木匠、段长，因集材需要，长期抬沉重的木头，他的后颈处长出了一个拳头般大小的肉包，那是青山工人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木头杠子压出来的，受伤截肢后退休。
工人和林业厅的干部们一起感慨不已。人生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三名战友在这种情况下相聚，简直有点眼泪汪汪了。
叙旧叙完了，各归其位，正事还是要说的。
你们是老党员，老劳模，觉悟哪里去了？当年喝雪水、啃馒头、住岩洞的苦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不至于这么苦吧，反而闹起事来，竟然带领工人们上访，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强的表现。省林业厅的梁厅长和退休工人们一道啃着馒头，一边严肃地批评父亲和吴洪林。
梁厅长非常清楚父亲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森工退休人员，可站在他的立场上，只能根据政策来解释。
没有我们无私奉献的青春，共和国能积淀到这么巨大的财富吗？可我们享受到了多少，这和我们的奉献成正比吗？父亲不客气地反驳道，我们要的是公平，哪一点过分了？
别说那些虚的了，你让人把我这些住院发票报销了，把应该享受的政策落实了，我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好党员！吴洪林把一个黄皮挎包里的东西倒在办公桌上，除了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发票，还有一本鲜红的省劳模的证书，证书里面夹着病情证明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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