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不知道，全世界范围内，近现代博物馆自诞生之日起便因其独具的直观性教育优势，而被视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教育机构，成为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救国图强的近代中国，博物馆更是因教育救国的思潮而受到关注，获得发展；尤其是民国时期，博物馆被直接划归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管理，博物馆教育在该时期的社会教育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博物馆教育史亦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史的重要构成。
这也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
因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总体数量有限，正常运行服务社会教育事业的典型性博物馆则更少之，而民国时期报刊、档案材料丰富，且易于获取，使得梳理出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教育的基本情况具备可行性，故形成此文。文章具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博物馆及博物馆教育等基本概念、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民国以前中国博物馆的基本情况，是为本文的奠基部分。第二部分，民国时期博物馆概况分析了民国时期博物馆发展背景，介绍了该时期中国博物馆类型、管理体系、开办目的和经费困难，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实体建设和发展的概况。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一方面通过发掘该时期政府文件、各博物馆的工作报告等官方档案资料了解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内容、方式和相关保障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收集报刊、杂志、游记、统计数据，分析该时期博物馆教育的实际情况，力求客观准确的反映民国时期博物馆社会教育基本面貌。
当中国的制式教育一次次被社会诟病时，中国的博物馆正如雨后春笋般一座座拔地而起，博物馆的非正式的社会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2015年我国首部博物馆行业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正式出台实施，该法规指出，博物馆是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将教育功能摆在了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的第一位。国家文物局则先行一步，在2014年便启动了“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多个博物馆进行试点，并汇编了一批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
我国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正在迅速崛起，在一些博物馆发展较好的地区，其认可度甚至超过了学校的正式教育。因而，如何深入地挖掘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弥补当前教育体系的不足，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近年来关于博物馆社会教育的研究多关注当下，也只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谈社会教育，忽视了历史和教育本身。笔者以为应当回到教育的视野，从历史的角度去梳理和分析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发展概况，既可以更加全面的窥探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又可期于历史中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发展借鉴一二。
本文研究的主旨是民国时期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关于这样一个主旨不同读者，不同时间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为避免误会，笔者需要对本文研究主旨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简单说明。不需要过多赘述。
从时间概念上来说，本文所指的民国时期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从清政府推翻到民国政府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即指1912-1949年。从空间概念上来说，则是上述时间段民国政府法理上所辖中国，包括大陆和港澳台。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个大的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以某地区、某博物馆作个案研究，是因为该时段内中国博物馆虽取得一定发展，但依旧比较简单，功能相对完备的博物馆数量有限，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这使得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在时间和精力上都有可行性，同时可以避免以偏概全。
博物馆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的外延，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不同学者，不同机构，不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曾任皇家苏格兰博物馆馆长的道格拉斯-艾伦指出，“博物馆，简而言之，就是一栋建筑，里边储藏藏品，用于观察、研究和欣赏”①。美国博物馆协会1973年给出的定义则是，“一座有组织的常设非营利机构，主要以教育或美学为目的，有专业工作人员，拥有和利用实物，保护这些实物，并定期向公众展出这些藏品”②。目前，最通用的一般性定义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在2007年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提出的“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但就博物馆目前的发展实际情况而言，笔者更认同郭小凌先生在《世界博物馆概说》讲座中指出的，博物馆是一种与学校、图书馆、档案馆有所不同的公共文化与教育设施，其主要职能为收集、保存与展示有关人类史的实物证据，并以馆藏与外借的其他藏品为依据，向社会公众传递有关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许多博物馆还兼有整理、研究、修复各种文化遗产的功能，甚至作为临时政治、文化仪式与经常性的休闲娱乐（会议、接见、宴会、购物、饮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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