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铁文接受巡按陶鲁的命令，暗中调查粮商时，又发现了不光是粮食，还有茶叶、丝绸、官盐这些商品逃避官税，所指向的大都是坐镇太监，这些宦官其背后不言而喻。
现在的胡靖更是坐立不安状，面对松江府上下百十官员，谄媚的、送礼的、冷眼旁观的、威逼利诱的，胡靖只有查办权，没有任免权，这些从上而下结成的利益链，把胡靖撇在了圈子外，查一处牵连一片，查一人牵连一串，苏松地区又是门阀世家众多，没几日就惊动了整个应天府。
急派南京吏部尚书崔恭前来苏松，崔恭字克让，正统元年进士出身，曾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疏浚漕河，大治吴淞江，民赖其利。升吏部右侍郎，寻迁左侍郎。成化五年转南京吏部尚书，也是一枚官场老油条了，崔尚书为官还算正，为人也随和。
南京朝廷派了这样一位“高官”说是来协助胡靖办案，其实就是监督，南京作为大明的一个备份朝廷，苏松乃是根据地，出了什么事好第一时间知道。还有崔恭曾任苏松御史巡抚，也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容有差错。
明朝除了在北京有一套行政班子之外，在南京还实打实地有一份“备份”，明朝开国时朱元璋的目光不是投向北平，而是当时的开封，就连老家临濠都想设为中都。靖难之役促成了两京制的出现。朱棣夺权之后，选择在北京进行登基大典，而当时明朝的都城是南京，迁都计划已不可避免。
但是由于明朝的以孝治国理念，使得朱棣不敢贸然取消南京作为都城的地位，就这样，明朝开始奉行“两京制”，名义上拥有两个中心。
朱棣在北京继位之后，仍然选择保留南京的都城作用，原因除了明朝以孝治国的理念之外，还考虑到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以及元朝蒙古人的统治，导致大量汉人南迁，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
虽然政治功能不复以往，但是其依然可以发挥经济功能。南京作为“陪都”与之前的多都制不同，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都中仍然保存了与朝廷相差无几的行政机构。
就连官员、太监等职务的设置都相当于“备份”。包括六部、都察院、五府、内廷在内的朝廷机构一应俱全，作为经济中心，拥有这配置是十分完善的。由于政治中心已经迁往北京，所以主要文武官员也迁往北京居住，留在南京的官员人数较少，且职权范围也只局限于南京之内，大多为虚衔，两者权力差距极大。
南京的官员大多很清闲，可以算的上是养老之地，很多在北京不得志的官员都会被分派到这里，大家其实也心照不宣，来到南京意味着可以养老归家了。
两京的存在为明朝党争之祸开启了方便之门，到了明朝中后期，南京的失意官员一般都是东林党成员，两党之间各割据一京，经常出现互相贬低，针锋相对的情况，明朝的灭亡与党争脱不了干系。
看起来，从朱元璋时期，明朝的皇帝们就都是预言家，不知道是不是受刘伯温的影响，明朝皇帝都能给后代的子孙们留个后手，这似乎成了明朝的一种特色。
终明一朝，北方蒙古问题始终是心腹大患，南京除了靠近江浙赋税之地，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南京依然是名义上的大明陪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朝迁都北京，是朱棣和江南贵族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作为洪武朝最强悍的实力，淮西派和浙东派此消彼长，深刻影响着明朝前期的政治形势，左右了明朝前期的大政方针。
虽然朱棣篡位了，但是不代表朱棣的北方地主就彻底压制了朝中原有的南方地主集团。朱棣想要迁都时，遭遇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毕竟这里是南方地主的老巢，如果跟随朱棣前往北方，也就意味着老虎离开山林，蛟龙离开了深渊，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是难以接受的！
朱棣比较强势，但是大部分朝臣还是尽己所能阻止迁都。因为迁都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还不如现在就因为反对朱棣而被咔嚓掉！
大明朝除了“天子守国门”之外，另一个悲壮的举动是“君王死社稷”！ 如果有朝一日，北京被围攻，那么皇帝往南京一迁，立刻就可以开展工作，相当于公司搬家，丝毫不耽误工作的开展。
看起来无懈可击，实则漏洞百出。“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史实既雄壮又悲凉，既令人自豪有浸满血泪！
胡靖到底年轻气盛，在崔恭的反对下上疏了扬州常平仓及松江盐税、茶税逃避之事，崔恭为官几十年来，也知道目前的弊端出自那里，要查办最终会找几个替罪羊出来顶事，根本伤不到庙堂上半分毫毛，如是这样，何必去捅破呢，皇帝多年未上朝了，这些事最后会落到宦官梁芳手中，指望“纸糊三阁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章子俊跟陶鲁在扬州，也正在商量着该不该要上疏了，这案子捅上去势必引起官场“大地震”，陶鲁犹豫不决，章子俊一边把大明以来各种态势说了个遍，最后就让陶鲁自己做决定，在章子俊看来，大明从洪熙年起就已经步入不可挽回境地，往后一朝不如一朝，直到灭亡，特别到了宣德年，各种自断生路，自挖墙脚的决断引发了“土木堡事件”。这些事当然不会跟陶鲁去说，所以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带着公上缨及雅琴在扬州游山玩水了，等待朝廷把自己招回，可是结果等来的不是招回，而是免职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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