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强制摊派后，完全可以说是民户因为还不上借贷而撒谎，说自己被强制摊派了。
而且，为了确保新法的效果，王文川也必然要给这些官员们划定指标。
青苗法完成了多少业绩，要作为官员的考核内容之一。
从动机上来看，业绩考核当然是必要的，否则如何确定哪些官员在办事，哪些官员在阳奉阴违？
那些旧党搞非暴力不合作，不推行新法，只有用业绩考核才能揪出来。
可问题在于，一旦考核，官员们就必然会层层加码。既然以青苗法的收益为考核标准，官员们就肯定会强制摊派、暗中提高利息，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业绩突出。
不管定多少利息，这些官员总能想办法突破。
那么能不能改变考核标准呢？不单纯以收益为标准，而是综合法条执行的准确度、民众口碑等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这显然又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楚歌思前想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这20%的利息，不管降多少，都没意义。
因为哪怕定1%的利息，官员们也总有办法给它提高到100%，而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王文川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是新法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楚歌思前想后，决定才用更果决的措施。
“既然不管利息降到多低、都有可能被这些官员给暗中抬起来，那我干脆强制规定，发放无息借贷！
“这么做，至少有三个好处：
“第一，没有了利息，官员们就没办法明目张胆地收取利息，最大限度地阻止这些官员‘唱歪经’，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民乱，也不至于产生让王文川罢相的负面舆论。
“第二，很多旧党弹劾王文川，说他‘与民争利’。不管利息定多少，他们都会认为这是‘与民争利’。那我直接用无息贷款，总不是‘与民争利’了吧？这就变成了一个救济性质的100%的善政。执行如何暂且不论，至少在道义上站住了脚。
“第三，虽说无息贷款没赚头，但如果青苗法真的能顺利施行，一方面是会在普通民户中产生巨大的声望，形成不错的舆论，支持新法；另一方面，民户能顺利度过青黄不接的阶段，地里的收成越来越好，那么农户能够缴纳的粮食自然越来越多，客观上也是能增加国库收入的。
“就这么办！”
一番思考之后，楚歌还是决定，先莽一波看看。
因为他发现，哪怕他带着数百年后的智慧坐在这里，综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根本没办法给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每一种方案，都是有风险的。
但他是玩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一次次地重来。所以他完全可以大胆地尝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从头再来，不必像王文川一样瞻前顾后的。
想到这里，楚歌改掉了青苗法的规定。
在青黄不接时，官府要提供无息借贷，也就是不收取任何利息。
官员的考核中，也不再以青苗借贷数量为考核标准。
楚歌倒是也想过是否找到另外的一种考核标准，但想来想去，还真没办法考核。
于是干脆，不考核了吧！
楚歌知道，王文川变法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用人不当。
而用人不当，一方面是因为许多钻营小人为了更快地获得提拔，混入了新党的队伍中，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过于急功近利的考核制度，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
以青苗借贷为考核，最终选拔出来的，一定会是一些急功近利之徒。
假设有两名官员，一名官员严格按照王文川的办法来执行，不做强制摊派；而另一名官员则暗中强征、提高利息。
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后者的业绩更好看，更容易获得提拔。
久而久之，整个新党上下，就全都变成为了业绩不惜扒房拆屋、强制摊派让农户借贷的官员了。
所以，楚歌干脆大手一挥，不考核了！
不做强制要求，没有业绩考核，这些官员肯定会偷懒，但不管怎么说，农户找上门借贷，他们总不至于置之不理吧？
只要他们稍微干点事，就比之前强。
改革嘛，不求一步到位，只要比之前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当然了，楚歌其实心里也清楚，自己现在也还是纸上谈兵，要说前人绞尽脑汁都没解决的问题，自己一拍脑袋就搞定了，那多半是不可能的。
但这是试炼幻境，失败了也不会怎么样，试一试看看结果如何嘛。
更何况，楚歌能预知未来，知道不久之后天下就将面临一场大旱灾。
而这场旱灾将进一步放大青苗法的负面影响，让百官找到了攻讦新法的理由，加速了新法的失败。
如果说原本的青苗法，最终结果是损了富民、损了贫民而富了国库，那么现在楚歌改动以后的青苗法，就纯粹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让国库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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