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程上来说，王文川在变法过程中未能获得贫苦农民的支持，最后更是在底层民众里留下了很多的骂名。
王文川在制定青苗法的时候，动机固然是好的，但却因为执行的问题，而导致底层的民户受到胥吏盘剥，处境十分凄惨。
虽说这并非王文川的本意，而是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但王文川自己也清楚，作为一个变法者，自然是要在一开始就预估到这些问题。
他未能预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说冤枉确实冤枉，但归根结底，还是不冤枉的。
而反观罗氏新法，在刚刚推出之时，就通过炉边谈话让全国民众竭诚欢迎，之后随着新法的推行，支持率更是一路走高，大部分法案都不折不扣地推行了下去，产生了完全符合原意的效果。
在王文川看来，在这一层面上，罗氏自然远胜于自己。
而在过程上，罗氏变法也值得称道。
王文川变法时，是以相权推动变法，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却并不能让皇帝完全信任，也始终没能争取旧党中的人，只能被迫以新党的这些人去推行变法，久而久之，钻营小人混入新党，整个变法自然也就变质了。
而罗氏变法，虽然近似于君权，但当时异国中也有大量掣肘的势力。从富商巨贾、资本家到其他党派，其中也不乏罗氏的反对者。
但罗氏却能以雷霆手腕发动民众，将这些声音全都弹压下去，完成了实际上的大权独揽，在过程上，自然也是更胜一筹。
从结果上来看，王文川的变法最终失败，而罗氏变法却成了古今中外历史上非常着名的变法案例。
王文川自然会认为，自己不如对方。
孟原宽慰道：“荆公不必太过苛责，时移世易，你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类似理念的变法，产生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天壤之别。
“罗氏新政自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新法成功也不是他一人之功，是顺势而为。
“但其思想的根源，仍旧是以国家手段干预经济民生，调控国家的各个阶层，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荆公你能在千年前就想到这一点，并提出了类似的方略，这份远见卓识，也足以让人惊叹。
“只是荆公当时确实没有这等条件，在地主官僚主导的经济体制中，在当时落后的科技水平下，这种尝试终究是太过超前了。
“罗氏新法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帮他搞清楚全国的经济指标，不论是调控还是借贷，各项数值都一览无遗；而荆公毕竟是千年前，就连确定农户偿还能力、限制官员不得提升青苗贷都做不到。
“从这一点上来说，荆公虽然在手段上略逊一筹，但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与舍我其谁的勇气，却毫不逊色于罗氏。”
王文川脸上露出释然的表情。
显然，孟原的这番话，让他心中很是受用。
虽然在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无人可以理解他，但此时，一名千年以后的后人，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而罗氏的案例也证明了，其实王文川的理念并没有错，只是过于超前了，超出了当时的社会实际。
所以他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了时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情可悯，勇气可嘉。
王文川原本或许会对变法中的一些细节耿耿于怀，觉得是否自己再换一种处理方法会更好？
但此时他念头通达了，不再纠结于这些问题。
“那么……后世对罗氏的评价如何？”王文川问道。
孟原稍微顿了顿，感慨道：“在当世，罗氏几乎获得了整个世界的敬佩与认同。
“在国内，罗氏几乎可以说是获得了全民拥戴。在一次问卷调查中，民众选‘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们信仰的神明只能排在第二，罗氏是第一。
“在国外，罗氏也获得了当世所有顶尖领袖、政治家的一致认可，或是警惕，或是羡慕，或者尊敬。”
王文川的表情显得有些神往：“数百年后竟然会有如此伟人，真是令人慨叹……
“不过，你说在当世如此？
“那后世，难道情况又有所变化？”
孟原点头：“后世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罗氏新法其实是被高估的。因为真正解决大危机的并非他的新法，而是一次席卷全世界的超级大战。
“因为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罗氏领导的国家左右逢源，通过售卖军火和物资，像齐桓公在春秋时期一样获得了霸主地位，重新分配了全世界的利益格局，这才让经济全面腾飞，彻底消除了大萧条的影响。
“甚至还有人提出，罗氏新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认为它只是凑巧在特殊时期采用了一些没用的措施，乘上了经济复苏的东风。
“这些学者认为，当时经济已经在复苏，即便没有罗氏新法，这次繁荣也会到来。而罗氏新法不仅没有加快与促进这种繁荣，反而造成了大量的铺张浪费，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难以为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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