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应用又是密不可分的，理解不对，谈何应用？理解错了，岂不是应用得越强有力，错误越大？
加强了策论，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具体用来解决问题，摆明自己如此应用的理由。
增加了法科，就是在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的基础上，去解决性的法规相关问题，比如审案、判刑、依法征收赋税等等，这也是担任一方执政必不可少必须履行的责任。
这个当然必不可少，让岳飞惊异的是，王安石之前竟然没有赋税相关的专门科目。
还有整顿太学，施行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
其实王安石变法最有意义的是废除明经科，就是给出四书五经经典的一句话，然后掩盖一部分，留出一部分，考生要就将掩盖的那部分默写出来。
王安石将整个明经科全都取消，显然他的重点在理解经义和应用上面。
不过，这种改变，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就是必须真有才干才能脱颖而出。
这个变法虽然考验了考生的应用方面的水平，却依然是四书五经的旧框框里，和岳飞的教育方法没有可比性，因为这样选拨出来的人才，越能里大，可能越剧烈地违背天理。
王安石变法涉及到的所有官员选拨和任命，都具有这个致命问题，实际上他的变法越成功，离天理越远。
当然，即使不变法，也和天理背道而驰。
岳飞也注意到，王安石并非不想改变原来的那些三纲五常儒家经典，只是他没有更好的东西去取代。
从他采取措施，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可以看出。
其中提举经义局是他的骨干力量，为他具体落实他想改成什么样子的，可惜没有程颐那样的大家给他主持，必定一事无成‘当然关键的是王安石不是岳飞，先天不足，没有办法。
修撰儒家经典，是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不说，勇气可嘉。
因为他必然受到那些保护儒家经典成千上万的孔孟之徒不要命的攻击，那真的是掘了他们祖坟一样的深仇大恨，估计没有皇上保护，王安石要被他们食肉寝皮了。
而编篡出《三经新义》则是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不管这个成果是什么东西，都代表王安石的标新立异，表示和那些守旧派势不两立，以此为基础，就可以排斥那些守旧派官员。
同时，哪怕是这个东西再正确，那些得势的守旧派官员也不能支持，更不能应用，因为这样作等于背叛了守旧派，打上了变法派的标签，成了王安石一党成员。
具体到《三经新义》，它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支持，从经学中编篡和解释合集成的教材。其中王安石撰写了《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撰《毛诗义》和《尚书义》，三者合称就是三经新义。
其中王雱是王安石的长子，王安石对他极为看重，不料在变法关键时刻却不幸因病去世，给了王安石沉重打击，以至于一蹶不振。
三经新义仅有周礼部分为王安石所着，原文已经逸失，仅在《永乐大典》存留部分书卷。
由此可知，这本书即使在当时也没有普及开来，从一个侧面说明，此书不过是王安石用来钳制反对者之口，并非真的要推行周礼，因为当时的共识是周礼只存在于认知层面。
这个现象在周代，等于后世的法律条文准备好了，却没有颁布遵行。
既然在周代都没有施行，那么显而易见，在宋代也没有施行的可能，故此王安石才对皇上说“祖宗不足法”，他这个祖宗是特指，就是指的西周这个周礼的制定者，而不是指的是宋代的缔造者赵匡胤。
他敢说赵匡胤不足法，脑袋不想要了？
别说赵匡胤，赵匡义也不行。
只能说那些遥远的所有人都语之不祥的存在，因为谁也说不清，故此谁也不能肯定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制度是对还是错。
当然，王安石是学问大家，作为解释古典一家之言，当然有其价值，但是作为唯一的标准，就是无稽之谈了，即使作为变法的根据，有所建树，也还是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背离天理，不合天道。
这也是为什么在王安石当红的时候，这本三经新义成为太学的教材，随后却不见流传，而王安石的变法却在南宋大行其道。
而岳飞从启蒙课本开始的所有教材书，都是贯彻天理原则，必须符合天理的一致性，远远高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成为岳飞属下思想和生活的根基。
在教育机构方面，王安石变法也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这方面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一个短命的努力，极为不稳定，看不出什么有效成就。
可是岳飞设想的总院学坊就将这些方面的专业需要都融合到设计蓝图里面，尽管还有没有完善，至少在它现有的学科中都已经包括了进去，武学、医学、法规都有证明的研究部门，而且会常规化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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