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想起了历史上着名的一段对话，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朱棣孙子朱瞻基的。
朱瞻基问老农：“庄稼长得不错，能赚不少钱吧？”
老农回答：“我们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一刻都不敢耽误，即便是这样也只能算是勉强生活了，哪里还能挣钱啊。”
朱瞻基尴尬，不自在地又问道：“那你们冬天总该能休息了吧？”
老农诉苦：“冬天朝廷的徭役又下来了，比以往更累。”
这个老农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一定也不会知道自己与朱瞻基的对话会代代流传。
朱允炆看着乡野之间的老农，那永也直不起的腰，他们的一辈子，都交给了土地，交给了生存。
谁当家，谁做主，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反正无论谁坐在上面，他们一样是农民，一样要四季耕作，不同的是官吏上门的时候会带走多少东西，就这点区别罢了。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自秦大一统以来，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乱来乱去，真正在意百姓的王朝毕竟是少数，地主阶级主导的政权，不太可能站出来主张百姓与农民的利益。
与他们利益无关，帝国更迭又如何？
与他们利益无关，死几个皇帝又如何？
与他们利益无关，剃了头发留了辫子又如何？
不就是种地，活下去！
平日里没有人在乎他们，凭什么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又要求他们在乎，要求他们去死？
崖山的血，怕是百姓最有觉悟的时候了，但自那以后，还有吗？
元末起义的烽火，无数百姓参与其中，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可不是为了什么弥勒降世，为了成为王侯将相，为了打造理想的国家！
百姓没有爱国精神，没有集体主义，没有报效大明、死而不悔的觉悟，只是因为没有人在意过他们。
几千年来书写的胜负法则中，只有政治家，军事家，阴谋家……如果非要找出来百姓的位置，那就是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中原文明的兴衰罪过，是儒士在背，是地主在背，百姓只是垫脚石，不需要的时候踩着，需要的时候用力踩着。
所以，古代的历史的创造与延续，更像是统治阶层的手段，而不是某个主义中讲述的人民创造历史。
哪怕是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毕竟，大地提供了基础，最高的建筑是怎么样的，不是大地说了算，而是搭建建筑的人说了算。
朱允炆看着身体佝偻的老叟，第一次有些怀疑马、恩老师的理论，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认识不足的问题，不管历史的真正主人是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自己是大明的主人。
这个世界到底如何走，朝向何方，不是由这些百姓说了算，而是由自己说了算。
这话虽然有些狂傲，多多少少有点虚无历史主义的影子，但事实就是如此，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皇室与官僚体系的治理，取决于最上层的人如何把控方向，如何决断与管理。
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无法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但却可以如唐宗一般，轻徭薄赋，珍惜民力，克制自身的欲望与冲动，不轻易扰动民间，不轻易在民间掠取。
一路走，一路思考，朱允炆对于未来的执政方向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帝国。
朝廷不廉政，帝国必多病。
朝廷不给力，帝国不雄起。
官僚治理，依旧是施政的核心所在，也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
朱允炆的思维是发散的，从百业之人到国家兴亡，从爱国教育到历史主角，从由上而下到施政方向，不断补充着自己对大明的认识，不断校正着方向的刻度。
傍晚时，朱允炆并没有入城，而是选择留宿在上塘河边的客栈中，看着夜间依旧繁华，灯火通明的河道，心情颇为舒畅。
薛夏回来了，姚善以差役行为不当为由，将薛夏“请”出了地牢，然后雷厉风行，动作迅猛，先是命人查抄了胡氏粮行，后将胡忻有关联的店铺一律查抄，扣押账册与相关人等。
与此同时，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调查之中，仵作在“挨打一百棍”与“说实话”之间，选择了后者，供认是牢头刘林指示其作伪证。
看似天衣无缝的事情就这样被撕开了一条裂缝，姚善当即抓了牢头刘林，也不审问，也不说原因，上来就是五十棍，几乎将刘林给送到小树林去。
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刘林，也顾不上什么金钱关系，不等姚善问话，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杀掉王康御史，还给了自己五百两银子当封口费。
到了这个地步，胡忻已无路可走。
事实证明，地头蛇虽然勇猛厉害，但过江龙想要干掉他，还是一脚的事。
胡忻自然是否认这一切，说刘林栽赃嫁祸，没有实际证据，只凭一两个人的口供，怎么能证明是自己杀了王康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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