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做事挺快，拿到地契后，就准备开始筹划设计厂房建设的事情。
李谕后续则要多找点自己的人。
好在不用他自己出门，就会有人联系，因为药材是个大生意，不仅销量大，利润还高。
有人带着几张日本“仁丹”的广告来豫园找到李谕。
来人叫做黄楚九，是上海早期的一位大亨，鼎鼎大名的“上海大世界”就是由他创办。
而黄楚九的发家靠的却是医药行业。
“帝师，有礼了！”黄楚九客气道。
李谕请他进了豫园：“里面说。”
简短寒暄后，黄楚九把“仁丹”的广告放在桌上：“帝师一定见过这份广告，如今日本仁丹倾销之势头迅猛，广告铺天盖地，搞得所有人都觉得似乎家中如果没有几瓶‘仁丹’，就不能应急。”
黄楚九拿出了几瓶“仁丹”，继续说：“日本人还打起了价格战，这么一大瓶400粒的仁丹，价格九毛钱；小包装的仁丹则只要一毛钱。”
现在的九毛钱差不多能换算900多文，不是特别小的数目。
不过靠着宣发优势，有“专治伤暑中寒、水土不服、腹痛吐泻、卒中昏倒、头痛目眩、酒醉船晕”这么多所谓功效，“只卖”九毛钱，已经堪称白菜价。
这时候的普通老百姓可没有特别好的手段去鉴别真伪，更没有市场监管、物价部门、质检部门，报纸上说什么几乎就是什么。
更何况日本人还到处宣扬仁丹是“东瀛第一，备急圣药”，更让老百姓深信不疑。
因此清末的普通百姓在艰苦的生活之下，还会拿出钱来买仁丹。
历史上这款药在中国的销售极好，仅1910年，就为森下博贡献了45万日元的销售额，折合十多万两白银。
到了1916年，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的销量。
再过几年，按照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说法，仁丹在中国的销售量几乎等同于其它所有外国药品在中国销售量的总和。
但你要真说它是灵丹妙药，那纯属瞎扯。
美国后来专门把日本仁丹送去药学会分析，表明仁丹“并不含有什么有效成分”，因为“它缺少有效的生物碱”，成分大都是糖。
就是说森下博搞的完全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没有仿制明白。
一句话总结，能卖这么好，全靠营销。
黄楚九说：“希望帝师能够以科学手段解释日本人之意图。”
李谕叹道：“如果是西药还好，但日本人口口声声说它是中成药。”
“根本不是！”黄楚九说，“以我多年经营药材经验，即便真有宣传的疗效，也需要数十种药材，那样就不可能有如此低的价格。”
李谕想了想：“可以让着名的老中医出来说这件事，然后同样需要报纸宣发。咱们以往那种‘酒深不怕巷子深’的思想必须摒弃，不然根本不是崭新营销手段的对手。”
黄楚九叹道：“我也是头一次知道，原来生意可以这样做，铺天盖地，来势汹汹，刚刚问世就仿佛乌云蔽日。”
李谕说：“市场营销方面确实要好好研究一下。”
“市场营销也是西学理论？”黄楚九问道。
李谕点点头：“没错。”
黄楚九愕然：“咱们做了几百年生意，竟然这方面都落后了？”
李谕摊摊手：“而且落后很多，甚至我感觉这种落后与科学、政法上的落后同样可怕。”
黄楚九用力攥了攥拳头：“急煞我也！要去哪学？”
李谕说：“租界里不是有很多师傅嘛？”
“租界？师傅？”黄楚九疑惑道。
李谕说：“那些犹太人。”
黄楚九却连连摇头：“不可不可！他们那种做生意方式毫无底线，财神爷都看不下去！”
他作为传统中国商人，在做买卖方面确实还是有职业道德。
李谕感觉不能说什么了，虽然无奸不商，但不管怎么说，国破家亡的时候，有底线的人才是社会更需要的人。
总比发国难财好。
至于上海滩里的犹太商人，如沙逊之流，真心做的太过火，黄楚九看不下去很正常。——连欧洲人都有些看不下去。
黄楚九问道：“听闻帝师在遥远的美利坚国可以把买卖做到无比之大，肯定有独门诀窍。日本国总不可能比美利坚国还难对付，您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还真问住李谕了。
李谕之所以能搞得这么顺利，不是因为他懂商业，完全是自己作为一个穿越者理念领先时代太多了，他的产品更是划时代，所以根本不需要再使用任何营销策略。
毕竟谋略是弱者的武器。
李谕脑子里东西那么多，甚至要控制自己的节奏。
而黄楚九做的是纯竞争性买卖，这时候就需要经营策略了。
李谕想了想说：“我只能给个大概的建议，具体的细节不懂。目前看，先生貌似只能见招拆招，日本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然后研制出一种效果比日本人仁丹效果好的产品，不需要好太多，一点点就行。宣传带上御医的大名，同样大投广告，说得比日本人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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