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很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教育界就明白科学有多重要，在科学上落后带来的痛太深刻了，”李谕说，“你们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出国留洋的中国学生，大都选择的理工科，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政法类。”
普朗克赞许道：“很有希望。”
两人的演讲全部人满为患，只不过一个讲量子论，一个讲相对论，正好是两个无法调和的前沿理论。
好在普朗克比较低调，仅仅讲一些常规内容，并没有过多涉及索末菲、玻尔的那套涉及概率的东西。
两人离开中国时，李谕分别给他们账户转了三万美元，爱因斯坦哈哈笑道：“简直就像又得了一次诺贝尔奖！”
李谕问向爱因斯坦：“听说你们返程时要去一趟巴勒斯坦？”
爱因斯坦点头说：“魏茨曼先生已经安排好了。”
李谕说：“祝你们旅途顺利。”
这是爱因斯坦唯一一次访问巴勒斯坦，而且去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地——哭墙。
他虽然认可自己犹太血统这个身份，但并没有在见到哭墙后更欣赏犹太教，他在日记中写道：“愚钝的部族同伴正在祈祷，面对着墙，前后摇摆身体，这些可怜的人拥有过去，却没有未来。”
在被问及是否会返回巴勒斯坦居住时，爱因斯坦则说：“如果我回来，将成为一个‘装饰品’，再也不可能有安宁和隐私。我心里说要留下，但我的理性不答应。”
李谕另外给了普朗克一套中文版的星战、异形以及传统的四书五经，分别用毛笔签了字。他专门买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线装书。
中文内容普朗克肯定看不懂，权当收藏，拿着爱不释手。
李谕说：“那几本异形印刷得比较仓促，是毛边书，需要自己裁边，不过很多中国文人非常喜欢这种自己动手的感觉。”
“是的，我非常喜欢！它们比精装本还要有收藏价值！”普朗克高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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