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那天的莫斯科一如既往的寒冷，所有的人也像往常一样，大人们去工厂上班，孩子们去学校上学。
得益于工人们连夜工作，被雪覆盖的马路在莫斯科还笼罩着清晨的薄雾的时候重新露了出来。薄雾还未散去，莫斯科的街道上逐渐出现了人影，工人们准备去到自己的岗位上开始一天新的工作。孩子们也如同往常，背着书包成群结队的上学。
那一天是一个节日，但由于是外来节日，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莫斯科也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红星广场的纪念碑上红星闪闪发亮，工人公园的领袖雕像也如同往常的站在那，看着每一个神色匆匆或是闲庭信步的人。
一切一如往常。
直到晚上。
下班回到家的工人打开电视机，电视台没有像往常一样由新闻主播播报新闻，而是换成了联盟领袖。
他捧着稿子，语速并不快。
随着联盟领袖的声音逐渐变小，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越来越多的人涌向红星广场，大多数人的脸上带着愤怒和不解，还有一部分人，躲在汹涌的浪潮里，小声的笑着。
人们到达红星广场时，那些人正在降下一面旗帜。
一面鲜红的旗帜。
不知道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天意如此。
红旗降到一半时，狂风骤起，一时间风雪漫天。
那面红旗被风雪裹挟，在旗杆上挣扎了半晌，最后重重的摔落在地上。
莫斯科的夜，太冷了。
人们为了躲避风雪，早就散去。有的人在回去的路上买了几瓶酒，有的人在回去的路上买了一把枪。
那一天，是卡秋莎的5岁生日。
他们一家1990年才从列宁格勒搬到神州来定居，其实他们会更早一点来的，只是神州的手续一向难办，乌拉尔的行政效率一向堪忧。就这样，在比预计时间完了一年之后，终于在卡秋莎快要四岁的时候，一家三口来到了神州。
第二天，卡秋莎起来准备去上幼儿园的时候，路过了爸妈的房间。房门并没有关严实，透过细小的缝隙，卡秋莎听见了妈妈小声的抽泣。卡秋莎推门进去，看见爸爸抱着哭泣的妈妈，轻轻的拍打着妈妈的背。卡秋莎想要说些安慰的话，虽然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妈妈看上去很难过。爸爸看见了走进来的卡秋莎，他明白卡秋莎要去上幼儿园了，示意卡秋莎先离开房间。
卡秋莎点了点头，把门重新掩上了。
卡秋莎在客厅等了一小会，爸爸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爸爸拎起她的书包，牵起她的手，语气温柔，一如往常。
可是卡秋莎看见了，她看见了爸爸哭红的眼眶。
“爸爸，是外婆他们出什么事了吗？”卡秋莎问道。
神州北方的冬天和乌拉尔比起来真是不遑多让，不输给西伯利亚的寒风刮得卡秋莎眼睛疼。
“抱歉，卡秋莎。”爸爸听起来语气有些疲惫，“其实我们不应该在你这么小的时候，告诉你这些。”
卡秋莎不解：“所以是外婆他们生病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回列宁格勒看他们呢？”
“卡秋莎......”爸爸蹲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卡秋莎感觉爸爸有些哽咽，“昨天晚上，外婆和外公去世了。”
卡秋莎挠了挠头，“什么是去世？”
爸爸不说话。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列宁格勒？”卡秋莎有些焦急，她虽然还小，但是她明白外公和外婆是怎么了，只是爸爸的话说得比较委婉。
“卡秋莎，世界上再也没有......”
神州的风雪太大了，把爸爸的话给吹走了。
这一天，卡秋莎在幼儿园里闷闷不乐，这个幼儿园里除了卡秋莎以外，还有一个叫萨沙的小朋友也是乌拉尔人。
午睡的时候，萨沙和卡秋莎睡的很近。在卡秋莎酝酿睡意的时候，她听见了萨沙的叹气。
“你怎么了？”卡秋莎小声的用乌拉尔语询问道，“你为什么在叹气？”
“我要回乌拉尔了，卡秋莎。”萨沙也小声的回答道，“也许我再也回不到神州了，我好不容易在这里认识了那么多朋友，卡秋莎。”
卡秋莎伸出手，学着今天早上爸爸的样子拍了拍萨沙的背，“没关系的萨沙。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还会再见面的。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卡秋莎和爸妈坐上回乌拉尔的飞机。
雪一直下着，卡秋莎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以前在列宁格勒的时候，快到自己过生日就会前往在郊区的外婆家。下雪的时候一家人在刷着蓝漆的橡木屋里取暖。雪停的时候就把屋外的雪铲出一片空地，外公会拿出提前腌制好的肉，和一些蔬菜串在一起。空地上摆上简易的炉子，里面燃起熊熊的火。爸爸把串在一起的烤串摆上去，一刻不停。
卡秋莎每次下雪，都会想到这个场景。爸爸在一旁拿着肉串和火搏斗，妈妈和外婆则是在橡木屋的厨房里，做着土豆饼和罗宋汤，时不时隔着玻璃看看和卡秋莎玩耍的外公和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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