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巫女”现象是形成“扶桑神道教”的基础，但“巫女”的性格变换与生活方式影响着后世的倭国。
“巫女”以独身为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巫女教”与众不同，地位高于世俗统治阶层并获得“神明”青睐。这便是当初“巫女王”卑弥呼无夫婿之因。类似的还有“伊势神宫”之“子良”与“母良”（贞节母女）。
“鹿岛神宫”之“御物忌”，“竹野社”之“斋女”也是“巫女”，“巫女”即与“神”相婚者。“白羽矢”之原义为何？
为何“人身御供”仅限於女性而无男性呢？所谓“人身御供”，是有原因的。藉考古学证明，“巫女”成为人身御供之理由与其例证，便是“机织池传说”之由来与“巫女”，以及“筬女（ヲサメ）为“巫女”名分的过程。
古代倭国“巫女”之修行、师承关系、收录等一切随缘，不能强人所难。当然，这其中也是有特殊案例的。附属於“神社”之“神子”与“土着”之“市子”，就好比后世“阴阳寮”与“阴阳道”的关系，有着明显等级之分。
作为“神”本身之“巫女”，也会因“人性”而有私生活。“巫女”源自“於成（ヲナリ）神”，相当于古代中国“修真者”中之修道（佛）成仙/佛，故“於成”即为“神”。针对“天照神之民俗”——“巫女教”或“扶桑神道教”之研究，可参考琉球九高岛之“祝女（のろ）神”与其生活。经折口信夫之记事，可再次吟谓其为“卑弥呼”。
由于历史滚滚向前发展，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出现了“众神”之提升与“巫女”之退化。因此，“巫女”变得仅在“神托”之时才为“神”。换句话说，随着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无神论”普及，“巫女”的诅咒时灵时不灵。
“信则有，不信则无”，导致“巫女”们的工作慢慢地被局限于“墓前祭”与“巫祝”，即特殊场合“跳大神”。
称“巫祝”为“祝”（ハフリ）之原义，比如“屠尸”为“巫女”之职，“祝”即是“屠”。倭国内地之“肢解分葬”实例，与爱奴族之“燃剖”（ウフイ），可解释“藉梦所知”之“灵魂”所在，即人死后，灵魂仍附着于身体残躯。
“瓢型坟”由来，自俗信将“瓢”视为“魂之容器”，后来发展为“灵魂神”之“巫女”。例如有“巫女家族”曾七世与“生神之事”，即行於“土佐之楯”（タテ）喰“神事”。当然了，倭国“巫女”有“纹章”起源与“爱奴”之“神标”。
这种所谓的“神标”，是“巫女”了解“神”成为“人”之民俗，因为男女有别，导致民间重男轻女。例如存於琉球之“灵魂脱体”（マブイワカシ）与倭国内地之“口寄仪式”就对“社前祭”与“巫女”之职务有特殊要求了。
由于民间凡人普遍存在重男轻女思想，因此导致在进行“巫祝”仪式时，出现轻视“巫女”而重用“觋男”。所谓“觋男”也就是男性的“巫师”，跟女性“巫婆”或“巫女”的作用一样，只不过两者之间只有性别差异而已。
因此，无论是“觋男”（“巫师”）还是“巫女”或“巫婆”，要想能顺利召降“神只”（妖、魔、鬼、魅、精、怪等“灵异存在”），就必须有对应之法与特定修为才行，如记载於《日本纪》之《神功皇后之御事迹》。
不过，此处的“觋男”多指“阴阳师”和高级“忍者”，因为这些人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学到不少与“修真”有关的法门，经过自己发扬光大后已形成了以操控“式神”和“祀神”为主的“倭国特色”的“修真体系”，相当厉害！
当初，丰臣秀吉为征韩（入侵朝鲜半岛）而求问神意之作法，即“神主之古义”，或曰“神主为其后之神实”。当时，信州诹访社之大“祝”，出云大社之“国造”，琴铃之音与“神声”，“神依板”为琴之代用品，“审神”与后世“巫女之问口”等等，皆可是为效用堪比倭国最古老之“神降咒歌”，故“将托宣”以韵文之“律语”表现。
此外，“预言”也是“巫女”之重要职务。从狭义上来说，“巫女”所施展的“预言”为“藉神凭预言”，即民间的请鬼神上身说事。但从广义上来说，“巫女”们所施展的“预言”之术则包括了见闻他人歌谣、行动以预言。例如《崇神纪》中“百袭姬命”之“御事迹”。其实，这也可以对应《旁门左道七十二术》之“萌头”法术效应。
纪贯之虽断言“和歌”在天，但始於“下照姬”。此“下照姬”是为“巫女”。倭国文学以“巫女”为始祖，“神歌”为古歌谣体，其例证多在。古叙事诗唯一人称之由，乃因其为“神之托宣”。例如，爱奴之“话语”与琉球之“神歌”亦是如此。这说明，“巫祝”本身就是“巫”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各种祭祀需要而演化出来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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