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李轶就收到一封来自冯异的书信。信中言语情谊恳切，虽无一言论招降之意，却大谈“天命所归”，句句诛心，劝李轶“识时务”。让李轶在感激之余，亦心中忐忑。他不是不知道，刘秀对于自己当初构陷刘伯升之举，心中还是存在一些顾虑的，只是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有见到刘秀有什么动作。而且当初杀害刘伯升的，并不是他李轶，而是刘玄。自己只要立下大功，非但可以补足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而且还能够在今后的仕途上，为自己添一个筹码。至少，当前更始衰微，刘玄已经是日薄西山，而赤眉军没有一个人和自己有交情，要谋取以后的荣华富贵，只能投了刘秀。
为了确保万全，李轶亦给冯异回了一信，旨在试探刘秀是否真心地要收纳自己。此刻他尚自不知道，刘秀已经北伐而去，写信复信之举，不过都是冯异自作主张，冯异没有经过刘秀的同意，就对李轶再次写信说，萧王一向宽宏大量，对于个人之间的恩怨看得比鸿毛还轻，只有国家大事才能让其心动一二，李轶大可以打消顾虑，事成之后，不但会前嫌尽释，还能够为李轶加官晋爵。李轶见信之后，哪里有不喜的道理，也正是冯异这一次信件往来，让李轶甘心归附于他，为冯异大展宏图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李轶在和冯异商议完毕之后，在洛阳城中再也无所作为，整个洛阳的数十万大军，都成了无头苍蝇。此刻刘秀尚自在北方征战，突然传来冯异的一连串捷报：
黄河之北的冯异连拔天井关诸地，旋又攻克上党郡的两座城池，极大的稳固了刘秀的后方统治。此后，冯异挥师南下，连克数城，招降更始守军十余万。而更始朝廷的河南太守武勃，在败讯频频传来之际，来不及向洛阳禀报，便急忙率军征讨各路投降的军队。哪知到了士乡县，武勃所部还来不及展开阵形，便中了冯异的埋伏，当此之时，武勃急忙派遣自己的亲卫前去洛阳求援，只可惜他虽然率领军队顽强抵抗了一天有余，却始终不见洛阳方向有所行动，甚至连一纸飞信也无。最终，武勃只能做看自己部队全军覆没，自己也身首异处。
刘秀初闻捷报，自然喜出望外，可是细看之下，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拜当初那个构陷自己亲生大哥刘伯升的李轶所赐。刘秀虽然不再时时谨记刘伯升的私仇，但并代表他能够就此忘记。而且，此番他知道李轶投效了自己，便生出了另一条计策，可以将李轶的死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于是，刘秀当即向冯异下令：“李轶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一般人不能得其要领。为今之计，你应该把他的信公开，告诉更始各地的太守、都尉作为警备之用。”这就是刘秀和冯异的区别，刘秀志在天下，一人一地皆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得与失他都不会在乎。而冯异则是放眼于夺取洛阳，对于全局缺乏必要的考虑，因此洛阳的关键人物李轶便成了他争取的对象。冯异虽然对于刘秀的做法有些难以理解，但是也不能违背刘秀的意志，于是，冯异马上向各郡县发布公文，其间写道：“此间是李轶的来函，他表面上愿意归顺萧王，实际上却居心叵测，请诸位小心防范，且莫为之所骗。”
果然，李轶的这些信，很快就传到了洛阳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首领，大司马朱鲔的手中。虽然名义上朱鲔的职位没有李轶高，但是李轶却在洛阳军中没有大的实权，因而朱鲔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骚动，便命属下秘密杀死了李轶。如此一来，刘秀报得个人私仇，同时亦让敌军内部，特别是洛阳方面产生分化，更让自己不至于背负杀害功臣的名声，一石三鸟、高明之至。
终于，刘秀的这一计策发挥了它的效用，洛阳变乱开始，内部纷争不断。此消彼长之下，冯异则军威大振，原本数万兵马，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有了和洛阳三十万大军相抗衡的实力。刘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崛起。
这年五月，朱鲔、苏茂、贾强等人率领三十万人马，向北方的河内郡主动出击，应该说，朱鲔此举的的确确达到了扼敌咽喉的战略效果。只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更始军北渡黄河之时，竟让汉军哨兵发现了军队的行踪，最终，在城中寇恂和城外冯异的联手攻击之下，两面受敌的更始军大败而回，元气大伤。
与此同时，北方战场之上，刘秀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只是后来尤来、五幡、大枪三部在易县设伏，让刘秀大败，使得北方战局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刘秀为求速胜，在范阳一战之中，亲自率领数千人马，去奇袭流民军，只可惜半路便与流民军的大队人马遭遇，最终全军覆没。只有刘秀一人跳下山崖，所幸被汉军救下，有惊无险、幸免于难。然而此举，却让流民军更加害怕刘秀，因为他们数十万兵马，竟然还是让刘秀逃出升天，这不禁让他们想道，莫不是上天在暗中助他？多年前的卜卦之言依旧历历在耳，流民军众位头领当即决定，迅速逃回。哪知刘秀要的就是这个时机，他带领数万兵马，一路追击，使得流民军再次遭逢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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