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三月份，科举已经开始进入预备阶段。
会试虽然安排在五月，但按照一般规律，此时各省的乡试应该早在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这次恩科，不仅仅只是再开一届会试，而是从考秀才的“小三试”，到考举人的会试，以及会试都要重来一遍。
只不过，情况变得特殊起来。
沈平鸿在平湖沈氏被抄家之后并未受到株连，家主沈泽永被斩首，直系家属判处流放，但对于像沈平鸿这种旁支庶出，一般不予追究，甚至还能分到田地。
官府只没收皇册未登记的隐田，而对于沈氏那五千多亩尚还挂在皇册上的田亩，则选择分散给其余旁支族人，封建宗法制的压迫不仅只是主家对佃农、家奴的，旁支庶出也应当是可以“团结争取”的对象。
沈平鸿就被分到了六亩中田，但被他交给了之前一直照顾自己的家仆夫妇，带着仅剩的几钱银子，想去杭州乡试。
关于考试内容，朱由榔是想过废除八股的，但作为一个已经执政三年有余的皇帝，他立刻就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抛之脑后。
八股最早源于王安石改革后的经义，经过元明两代加强后，最终变成了把文法、结构都限定得死死的八股文。
后世对于八股多有诟病，说八股文禁锢思想、缺乏创新，选拔不出真正人才。
但既然有这么多问题，古人又不是傻子，从宋代开始，对于经义取士的批评之声就没断过，直到明末，反对八股取士的，影响力巨大的文人、名士一大堆，比如张岱就是典型。
那为什么不废除呢？
首先，很多人忽略了，以经义取士，在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是一个相当进步的突破。
没错，八股的确没有卵用，但他解决了自隋唐以来，科举最大的问题。
公平和普及。
王安石以经义取士之前，隋唐到北宋前期，科举考试主要考什么呢？诗赋、策论，且不论这玩意有没有用，评判标准是否能做到客观，就说，如此多的科目和丰富的考试内容，的确能选拔出优异人才。
但在这个教育垄断，一本书都可以传好几代人的社会里，能考中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按照《新唐书》、《旧唐书》记载，终唐一朝，一共出过141个状元，其中出身寒门的只有五个，而且这些所谓“寒门”，基本上都不是真的“寒”，只是没有跻身贵族行列而已，究其本质，还是大地主家庭。
830名进士，超过七成直接就是五姓七望的大贵族出身，还有一成多是小贵族出身，只有剩下的一成半，大约一百多个，勉强算是家道中落的“寒门”。
平摊到历史上，平均每两年半，才能出一个寒门进士。
王安石身为文学大家，难道不知道经义这玩意死板苛刻，毫无用处吗？他当然知道，但为何依旧坚持改革？明朝开国之后，如朱元璋、朱棣等人为何坚持以八股取士？
再看宋代，按《宋史》记载的1533名进士中，寒门出身的高达百分之五十五，到了明代，这一比例也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如张居正出身军户，严嵩出身匠户，熊廷弼出身农家，早年差点没死于饥荒。
当然，这些寒门贫苦出身的名臣，也未必都是完全靠自己，其中不乏有贵人或是宗族关系帮衬的，但毫无疑问，相较于隋唐科举，这是非常巨大的进步！
范进中举的故事固然荒诞可笑，但也应注意到，他起码有中举的机会，若是放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范进这种出身，怕是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未必有。
科举，不仅仅只是为了选拔人才，更是为了促进社会阶级的流动与平衡，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举，这是欧洲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都没有实现的进步。
如果朱由榔现在为了自己爽，或者说为了选拔人才，大可以当即废掉八股，改成策论，甚至将什么数学、物理、历史都掺杂进去。
从结果上看是完全可行的，明末思想风起云涌，研究什么数学、杂学乃至科学的人不是没有，像方以智这种家庭，甚至有研究杂学的传统。
可寒门子弟怎么办？
经义、八股之所以有进步性，就是因为利于普及，过去靠四书五经、考诗赋，需要的知识储备一大堆，需要大量书籍。
而八股考试，只考四书，更准确的来说，只考朱熹所编《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所以哪怕一般平民出身的子弟，只要能抄得一本四书集注，便拥有了科举入场券。
朱由榔如果擅自改变内容，就像后世高考，开考前两个月，教育部突然宣布，以前的考试大纲和教材全部作废，本次高考采取全新考纲！
这难道是对教育和考生负责的态度吗？
人才选拔必须要具有普遍性，否则朱由榔就算玩得再花，就算能选出再多么优秀的人才。
于百姓何益？
那不叫进步，反而是在开历史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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