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欧洲各国的不仅仅是他们对自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愈发咄咄逼人，贪婪无厌的法兰西的仇恨，更是潜在的利益，面对着一个混乱的法国，各国的传统野心从一开始就使法国和欧洲的冲突复杂化起来。
反法同盟各国投入战争时，不仅仅是要扼杀法国革命：大陆列强还要肢解法国，英国要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并摧毁它的商业和海军，以便有利地结束从路易十四以来的英法竞争，并恢复它那由于美国独立战争而受到危害的海上霸权。
但是，十八世纪期间使列强彼此冲突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普奥同盟终于因波兰问题而垮台；俄国在东方和地中海的野心使皮特忐忑不安；西班牙一直对英国心怀忧惧。
各同盟国从来没有有效地使彼此的作战努力协调起来；他们各自所得到的利益是悬殊的，这只能有助于加深他们的分裂。
大陆各国被打败了；法国能够同普鲁士议和，并且能把西班牙争取过来，同自己结盟，还能够到达和越过它的“自然疆界“。
原时空中，1799年，第二次反法同盟又夺回了意大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但象第一次反法同盟一样，它本身已处于瓦解之中。
相反地，英国在海上取得胜利，但它缺乏陆军，因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法国，它的经济形势也不是没有弱点的。问题在于，从欧洲的分裂中得到了好处的法国，能否取得胜利并获得持入和平，以保持它的“自然疆界“。
而现在，正是法国为自己积攒力量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国家，比历史上更早的迈出了这一步，也让小皮特那已经紧绷的神经受到了更大的刺激。
令小皮特感到庆幸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皇帝并不打算坐视拿破仑或者说这位法兰西的将军继续在意大利掠夺可怜的意大利人民的财富，这里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而不是法国人的。
可惜拿破仑没打算理会皇帝，他带着军队冲向了罗马，这一回，是高卢人进入罗马了。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署宣告了“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从那以后，罗马教廷的政治影响力便大不如前。
从英诺森十世开始，到当代教皇庇护六世，历任罗马教皇都试图挽回教廷的影响力，但这不过是无用之功。
教皇们在一次次失败后，认清了自己既不是像乌尔班二世这样的天生政治家，也非毒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这样的阴谋家后，他们也就安心的退回了罗马，做起了公益。
庇护六世就是如此，他在雅尼库鲁姆山上建了一间孤儿院和多个工场，还为圣萨尔瓦多雷月桂广场的穷苦孩子建了所学校。
他扩建了圣灵医院，设计了梵蒂冈宫里的松果花园，扩建了梵蒂冈博物馆并增加了其中的馆藏，装饰了庇护—克雷芒博物馆里的缪斯厅，并在庇护—克雷芒博物馆里建了一座漂亮的楼梯和面具厅。
他在山上圣三一教堂附近、意大利众议院广场以及奎里纳莱广场上的驯马师巨型雕像旁立起了方尖碑。他在蓬蒂纳沼泽地启动了一个大型公共建设工程，开垦了六百多公顷的土地，同时还修复、铺整了亚庇古道。
尽管庇护六世热心公益，做恩主时颇具慧眼，但他实在做不了一个政治家。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完全无力应对罗马天主教会遇到的种种难题。
当时，法国议会发布了一份名为《神职人员民事宪章》的文件，要求不管是主教还是教士都要经过普选，所有神职人员都不再与罗马天主教会产生任何联系。
法国教会呼吁庇护六世批准他们接受该宪章，以避免可能导致的法国教会分裂。
但庇护六世非常犹豫，迟迟不作回应。
于是，法国议会就要求法国的所有神职人员都宣誓效忠这个宪章。有些教士照做了，而有些教士没有。
法国教会也因此分裂为两派：一部分人愿意遵从议会效忠宪章，另一部分人拒不服从。最终，庇护六世对宪章予以谴责，这在巴黎引发了骚乱。
现在，拿破仑正是要以此来慰问亲爱的教皇，当然，出于尊敬，他先派了使团，毕竟新生的法兰西可还没有得到教皇的认可，在知晓他拿下米兰后，罗兰与罗伯斯比尔默契的放下了成见，派了一支使团给他。
巴黎政府自认为自己还没有和教皇算算上次的帐，出于此事，教皇必然会用心对待法国使团，可惜罗马人相比巴黎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罗马人起先认为法国大革命不关他们的事，对这场革命嗤之以鼻。但几个月后，当巴黎的罗马移民被困得无法立刻返乡后，罗马人对那些革命者越来越反感。
罗马教廷在法国的财产都被国有化，在法国的领土也被没收，法国对罗马的捐赠越来越少，来罗马的法国游客、朝圣者也寥寥无几，所有这些都让罗马人对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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